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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问题域中的生命政治
2017-07-27 11:10:0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雷禹

  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生命政治不仅以这种“生产的自然规律”来使工人屈从生产的统治,而且进行意识形态的灌输,使工人认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福柯把马克思在工厂中所讲的现象扩展到整个社会,整个社会就是一座大工厂,福柯对于马克思的发展就在这里。

  当前对生命政治的探讨,总是处于福柯的思想效应之下,无疑忽视了马克思的思想逻辑。虽然生命政治这个主题是福柯提出来的,但是基于思想史和问题史,我们必然能够发现马克思与当前生命政治关系的内在深刻性。马克思的生命政治是以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为核心的生命政治,体现了从原始积累、经济关系的无声强制、意识形态生产到一般智力生产的不断发展,这种生命政治得以可能,不仅在于纵向上的不断深入,而且在于空间上的不断扩展。

  生命政治是对现实的深刻把握

  在这里,并不是说马克思提出或采用了“生命政治”这一概念,而是基于福柯、奈格里和阿甘本等人的思想,从生命政治这一维度来追寻马克思深邃的思想脉络。基于对现实的深刻反映和探索,福柯等人提出的生命政治恰恰是对现实本身的进一步把握。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借助于“生命政治”这一当代论题所具有的基本内涵和旨趣来重新透视马克思的思想,并在这一基础上深化对当代生命政治的思考,由此而打开开放的空间。

  生命政治(biopolitics)是由福柯1976年首先在《必须保卫社会》中提出来的。福柯认为,在18世纪下半叶出现了某种新的权力技术,这一次并不是惩戒的技术。关键在于,福柯认为,这个新的非惩戒性权力的技术运用的对象(与针对肉体的惩戒不同)是人的生命,这种生命政治作用的重心不在于个体,而在于整体的人口,即针对这种“类别”的人。

  受福柯影响,阿甘本提出了不同于福柯的常态化下治理的生命政治的另外一极,即基于主权权力和例外状态下关于“赤裸生命”的生命政治。奈格里和哈特承认福柯所谓的从规训社会向控制社会的转变,而基于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机器论片段”)的解读,强调在帝国的全球政治秩序之下,人们的社会生活、社会关系乃至人的智力、生命、情感、欲望等,都处于资本高度控制和操纵之下。

  可以说,把马克思的生命政治界定为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首先体现了福柯所谓的生命政治的作用对象是针对“类别”的人,也就是劳动力,而不是单个的人;其次,权力技术从开始的肉体的解剖政治学的规训到调整人口的安全管理机制,在马克思这里则是用暴力迫使农民与土地资料相分离,然后迫使他们进入工厂成为劳动力,以纪律进行规训,使之适应工厂的生产。

  劳动对资本的实质从属

  在马克思看来,通常情况下,可以让工人由“生产的自然规律”去支配,即由他对资本的从属性去支配,这种从属性由生产条件本身产生,得到这些条件的保证并由它们永久维持下去。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生产的自然规律”的生命政治让工人觉得是一种自然的规律,这就是在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生产所形成的“经济的无声强制”,导致工人屈从于这种生产的自然规律。这种生产的自然规律最为恰当地体现在从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到实际从属的转变之中。

  马克思把劳动对资本的实质从属区分为三种形式:协作、分工和机器大工业。从协作、分工到机器大工业,不仅是时间叙事的程度上对劳动力、对工人的剥削和压榨进一步加深,而且从空间生命政治的层次上这种剥削也进一步扩展和深入了。从工厂内部空间来看,协作、分工到机器大生产,伴随着这种生产方式不断发展的是工人的主体地位的不断丧失。以前还是工人能够独立使用手工工具完成某一项操作,到了机器大生产都是机器完成的产品生产过程。工人离产品越来越远,劳动空间就越来越狭窄。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这种生命政治不仅以这种“生产的自然规律”来使工人屈从生产的统治,而且进行意识形态的灌输,使工人认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一步使工人的意识、思想、观念受到这种控制。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中工人阶级日益发展,他们由于教育、传统、习俗而承认这种生产方式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自然规律。

  福柯把马克思在工厂中所讲的现象扩展到整个社会,整个社会就是一座大工厂,福柯对于马克思的发展就在这里。因为马克思那个时代,资本还正处于在全球确立自己的统治过程,而到了福柯的时代,资本在整个全球化确立起了统治过程,在空间范围内完成了自己的布展。后来的奈格里、哈特、阿甘本讨论的背景便是从这里来的。

  置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

  生命政治批判

  马克思已经预见到,生命政治的控制和生产必将把人本身的生产作为目标,虽然在马克思这个时代这还并不是主要的,还只是形式上表现为在人的一般智力的生产下所推动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但是这种“一般智力”为资本所吸纳,便会创造剩余价值。因此,从纵向发展的层面上,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向人本身的生产靠拢;从空间上看,也必然扩展到人本身。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命政治的操控将在人本身这里达到顶点。这同时表明,对人本身的控制和剥削将会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生命政治的治理将把人本身作为时空深入和扩展的核心。正是在这里,奈格里和哈特接过马克思的接力棒,认为当前生命政治的生产已经有了极大的飞跃,智力、情感、信息、知识等都成为生命政治生产的内容,这就是所谓的非物质劳动。

  在奈格里和哈特的时代,资本已经在全球实现了统治,全球已经成了一个帝国。智力、意志、情感等非物质劳动的生产,已经成为新的生产形式,不像马克思那个时代的生产主要集中在工厂,而是模糊了工厂内外的分别,在家里或在工厂之外的其他地方,突然产生一个新的想法和构思也是一种生产。因此,在空间上来看,不像马克思那个时代迫使工人成为工场手工业的一个环节或成为机器的一个附属物,这种空间上的向外扩张占据的是人们工作时间之外的生活时间,使生活时间逐渐成为工作时间,这表明了当代生命政治的控制和剥削的程度已经更进一步。非物质劳动只是劳动的一种具体形式,是一种具体劳动,在资本的控制之下,仍然会创造剩余价值,这是奈格里和哈特所没有看到的。

  马克思的生命政治旨在表明,马克思对这种生命政治的批判同时是作为对现代性的批判的。与福柯提出的对新自由主义批判一样,马克思这里的生命政治亦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提出马克思的生命政治批判,最根本的在于把这种生命政治批判置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关于生命政治的探讨,始终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资本在全球化的扩展和统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如果缺失了这一根本的维度,这种生命政治批判便没有了锋芒。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生命政治学批判”(16BZX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转载需注明来源:江苏智库网)
  编辑:徐晓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