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对文化史的研究与撰写，始于近现代民族文化危机之中。梁启超先生提倡“史界革命”，要求突破中国史学详于政事略于文化的格局，借鉴西方史学重视民族文化的传统，撰写中国的宗教、哲学、史学、科学、文学、美术等各类文化史，以增进国民爱国之心。章太炎先生在日本创设国学讲习会，以“增进爱国热肠”。在他看来，中国和古印度、古希腊一样，皆是“通达之国”，其文明的发展方式主要依靠文化传统的自我传承与创新，即既“因仍旧贯”，又“能自恢彉”，而不依赖于“仪型他国”（《国故论衡》）。由于中国故有学术中，史学最为深博，因此相较于文化哲学和文化人类学，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更为发达，成为中国应对文化危机，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文化自觉、建立文化自信的重要学术支撑。我国首部《中国文化史》的撰写者柳诒徵先生，提出了中国文化史的学术目标：“一以求人类演进之通则，一以明吾民独造之真际。”钱穆先生《中国文化史导论》认为：“中国文化，表现在中国已往全部历史过程中，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研究与文化思想，逐步转变为多元文化互鉴共存的格局。随着地方经济文化发展和区域发展一体化的进程，地方文化的资源与价值逐渐成为其发展的动力与特色，地方文化整理与研究以及地方文献编纂工程也逐步展开，中华文化开始向自身的传统中寻求更加多元的文化资源。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这样的努力，不仅有利于增强文化自信，更有利于增强文化发展创新的自主能力，即章太炎先生所说的“能自恢彉”的能力。因此，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也面临新的时代课题，除了对历史的不断深入，还需要对地域空间的开拓。这就是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在《江苏文库》中设立“江苏地方文化史”的意义所在。

如果比照柳诒徵先生的要求，一部地方文化史也要做到“求演进之通则”和“明独造之真际”，即既要勾勒地方文化的历史脉络，又要发掘地方文化的独特成就。如果再比照清代学者章学诚的史学观点，治史的方法分“撰述”与“记注”二法，撰述者知来，“欲其决择去取”，记注者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漏”（《文史通义·书教下》）。一部地方文化史，同样需要通达高远的史识和丰富详备的史实。赵昌智先生的《扬州卷》，恰恰以阐论“演进之通则”和发明“独造之真际”组成全书的上下两编。两编各章之中，史识与史实环环相扣，叙述与评论交织成篇，体现出作者鲜明的史学立意和治史方法。

书的上编，自第一章至第七章，论述扬州文化的历史轨迹。作者将发展与繁盛作为扬州文化在不同时代的主旋律，以秦汉、隋唐与清康乾三个时期作为扬州文化的初盛、鼎盛和全盛期，以先秦、魏晋南北朝、宋元明与晚清民国作为扬州文化的萌发、融合发展、持续发展和转型发展期，宏观把握扬州文化的历史脉搏与整体风貌。

上古时期，中国不同的地域文化以黄河流域为中心舞台抟成了华夏文明，以东西方向作为融合或冲突的主轴线。所以，孟子说，舜东夷人也，文王西夷人也，“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春秋时代，南方文化崛起，主动向北进入华夏的舞台，从《左传》中可见，先是“汉阳诸姬，楚实尽之”，继而吴王夫差开邗沟以通江、淮。西部的汉水和东部的淮水及运河成为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之间的两条南北通道，从此，华夏文明凭借着一个井字形的地理文化骨架，向四面八方不断地发展，并吸引周边的文化融合加入。而这个井字形骨架的西北角连接着陆上丝绸之路，东南角连接着海上丝绸之路，处于江、淮之间的扬州区域，恰恰是历史风云际会的交通干道和东南角的城市枢纽，拥有经济与文化发展的近水楼台。

在这样的空间背景之中，我们才能深刻理解书中关于扬州文化发展动因的精辟结论：“因水而兴，因商而富，因文而名”。扬州虽然不在政治中心，但她的脉动与呼吸一直是中国历史统一与分裂、封闭与开放、兴盛与衰亡的征兆与符应。在统一的盛世，扬州就成为经济与交通的关键区域，文化往往臻于繁荣昌盛；在分裂的时代，扬州就成为南北必争的兵家重地，文化往往转而融合发展。即便在扬州文化的发展时期，她独特的文化地理空间，也是孕育更大规模的文化或支撑盛世复兴的重要基地。比如，书中论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扬州文化，阐明其与当时南朝文化的共同之处，即地方家族与流寓世族是文化发展的主要载体，而作者又特别关注南朝时期扬州沟通南北的前沿地位，这使得扬州成为北方统一南方的东线基地。作者讨论扬州文化的价值与贡献并不拘于南朝文化的格局，而是置于隋唐大一统文化的孕育过程来加以考察。因此，尽管是一部地方文化史，却展示了宏大的历史视角，揭示了扬州文化演进的通则正是中华文明演进通则的典型体现。

书的下编，自第八章至二十章，论述扬州文化的地域特色。作者剖析了扬州文化的内在结构，总结了扬州文化的四大特点，即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南北兼容的文化特色、雅俗共生的文化环境、刚柔相济的人文精神。以此为逻辑框架，详尽生动地描绘了扬州文化的壮丽图卷，总结阐明了扬州文化创造的独特成就和对中华文化作出的巨大贡献。这些成就涵盖教育与选举制度、学术成就、科技成就、文学艺术以及工商、宗教、风俗、对外文化交流等领域，扬州学派、扬州八怪、扬州园林、扬州三把刀、花雅争胜的戏曲、雕版印刷的经典、漆器玉器的精美、盐商文化的咸味、丝绸之路的佳话，皆在书中原原本本、有据可考地娓娓道出，图文并茂，引人入胜。不难看出，这些论述的成功，必须基于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文献与史料的搜集，二是对地域文化特色的概括。

地方文化史的撰写，必须建立在掌握大量地方文献与史料的基础之上，这些史料价值珍贵，但往往是零散和稀见的。赵昌智先生主持地方风雅有年，曾担任扬州文化研究会会长、《扬州文化研究论丛》主编。他和本书的撰写者们长期从事扬州地方文化研究，积累了丰硕成果，是一支有学养、接地气、本土化的学术团队。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们曾经负责并参与《扬州文库》的编纂工作，编辑方志、地方史料、传记、年谱、家乘、学术著述、诗文集计六百多种，一一撰写提要。这项扬州地方文献集大成的工作，奠定了本书扎实的文献基础，为撰写团队做了充分的学术准备。全书运用各类扬州地方文献，史料极为详核丰赡，其中多有《文库》版本，或《文库》所收文献的其他整理与研究版本，构成了该书的一大学术亮点。作者对扬州地域文化的特色与内涵有着独到的见解，书中既按照文化学的一般原理，从器物、制度、精神三个向度归纳扬州文化的结构，又能基于对扬州地域文化个性的深入体察，以“学术、艺术、技术”三个层次文化及其相关的社会层面作为扬州地域文化的内在结构，强调扬州地域文化的独特性集中体现在这“三层一面”，因而归纳出一个彰显扬州文化重要成就的分类原则，以此统领各类文化现象，纲举目张，执简驱繁，有条不紊。下编各章不仅详细阐述了扬州诸多文化成就，还有很多新的发掘。比如，董仲舒对清代扬州学派的感召与影响；曹宪和李善《文选》学在扬州的传承脉络；医学、农学、数学、天文历算在扬州文化中的成就与传统；清末民初扬州社会小说的兴起；扬州印学的传统及影响；扬州的弹词、清曲、琴筝等民间曲艺；雕版印刷的传承；盐业及盐商的兴衰原因；现代扬州与日本学界交流的佳话；新中国对扬州地方文化的保护、利用、发展等，大大拓展了扬州文化的深度和广度。

著史的目的，既欲往事之不忘，又欲来者之兴起。作为首部扬州地方文化史巨著，《扬州卷》不仅对扬州文化的发展史做出了全面系统的总结与阐论，为扬州文化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学术支撑，而且对扬州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创辟价值，特别是在史识、史料和方法上的探索，对深化扬州及其他地域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就扬州文化史的进一步开拓而言，正如书中《绪论》指出的那样，语言、信仰、社会习惯、社会风气等是划分文化区域的重要因素。作为一位生长于扬州的读者，我的亲切感不仅来自书中的内容，还来自全书娴雅委婉的语言风格。这是因为扬州方言在江淮方言中具有独特的语音与表达个性，是扬州人性格的地域标志，还发展出精湛的评话艺术。更重要的是，扬州方言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基因和文化信息，比如以“波斯献宝”形容炫耀，以“贾家马家”形容虚伪或敷衍，以“大麒麟阁的金刚脐六角铮铮”形容一本正经，其背后都有生动的地方文化故事，如果对其进行深入发掘、记录、保护，无疑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再如，扬州是运河文化的发祥地，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控接长江与淮河的出海口，古代朝鲜与日本的文化、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文明都在这里栖憩繁衍过，留下大量宗教与文化遗存，书中于此叙述丰富。倘若进一步深入研究，我们可以超越中外文化交流的视角，将扬州置于世界文明史的发展格局中加以观照，相信一定会发掘出更多的价值和意义。

扬州文化不仅具有独特的地域个性，而且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优秀的典范价值。她的兴衰与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其沟通中国、连接世界的文化枢纽作用将随着中国的发展得到更大的发挥。当今的扬州文化仍然是关联江苏文化、运河文化、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文化与文明发展的资源和节点。这意味着扬州地方文化研究的事业方兴未艾，《江苏地方文化史·扬州卷》无疑是一部优秀的奠基之作。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