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有两大母亲河，一个叫长江，一个叫黄河。”“长江、黄河都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都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在中华文明起源上，“黄河中心论”曾经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然而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以深藏地下数千年的实物证据，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无论从稻作起源等技术层面，还是从礼仪制度等文化层面，长江流域对中华文明起源都作出了不逊于黄河流域的贡献。

本期“对话长江”栏目，我们邀请江苏省考古学会理事长、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林留根，详解长江为中华文明起源贡献了什么。

□ 本报记者 王宏伟

记者：长江流域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贡献，很大程度上是近些年由考古发现所实证的，那么在史前时期，长江流域有哪些比较重要的考古文化类型？

林留根：长江流域近些年有很多改写历史、填补空白的考古发现，其中史前时期的考古发现与中华文明起源密切相关，它们像拼图一样，合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史前文明画卷。

在长江上游，史前文化主要分布在以岷江流域和成都平原为核心的地区，从五六千年前的营盘山文化发展到4500年前左右的宝墩文化，从宝墩文化发展到三星堆文化，往后发展成金沙文化，其中三星堆文化相当于商代晚期。

长江中游的史前遗址主要分布在湖南、湖北，以湖北的江汉平原和湖南的澧阳平原最为密集，在湖南有七八千年前的彭头山文化，六七千年前的高庙文化、汤家岗文化、油子岭文化，湖北在距今7000年至距今4000年的历史进程中，先后有大溪文化（其中大溪遗址位于长江上游三峡地区的瞿塘峡南侧）、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后石家河文化（也称作肖家屋脊文化）承续发展。

在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从7000年前开始，从骆驼墩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再到大名鼎鼎的良渚文化，文化脉络赓续有序，一直延续到距今4300年前，在良渚文化突然消失之后，又出现钱山漾文化和广富林文化。在钱塘江流域有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8000年前的跨湖桥文化，以及上限达1万年前的上山文化。

长江下游地区按地理单元还可以继续细分为若干区域，每个区域的文化有自身的发展脉络。例如皖江地区的凌家滩文化，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长江流域的史前遗址数以千计，苏秉琦先生说中华文明的起源是“满天星斗”式的，中华大地上分布着各种文化类型和数以千计的史前遗址，共同汇聚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这在长江流域同样得到了生动的体现。长江流域的史前文化高度发达为后续的文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长江上游、中游与下游的史前文化板块与以成都平原为核心的巴蜀文化、以江汉平原为代表的荆楚文化、长三角地区的吴越文化的区域是完全重叠的，换句话说，长江流域的史前文化是长江文化的根基。

记者：其中好多文化类型在考古学界鼎鼎大名，它们对中华文明起源作出了什么贡献？

林留根：贡献很多，但我想重点说稻作技术。考古证明，水稻是在中国的长江流域最早被独立驯化的。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驯化了粟和黍，在今天已经不是主要作物，而长江流域驯化水稻，是长江流域对中国和世界的巨大贡献，时至今日，水稻哺育着全世界60%的人口。

上世纪70年代，浙江河姆渡遗址发现了7000年前的稻谷，是比较成熟的人工栽培稻，这表明先民们此前很久就开始驯化、种植水稻，这些年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湖南澧县彭头山发现了8000年前的类似稻谷，在江西万年县仙人洞发现了1万年前的稻谷植硅体，在湖南道县玉蟾岩发现了距今1.2万年的几粒稻谷，但这几处发现尚不能断定考古发现的稻米为人工栽培，而在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则有证据表明，早在上万年前，那里的先民们就开始栽培水稻，这是中国新石器考古的重大突破。

就在这几年，长江下游稻作农业的考古发现备受关注。2009年，杭州临平镇的茅山遗址发现了良渚时期的水稻田，面积达七八十亩，田埂宽度接近1米，有明确的道路系统和灌溉系统，轰动考古界。2020年全国专家对浙江余姚施岙遗址的稻田遗迹进行了论证，那里的稻作遗存在地层中厚达三四米，从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延续到4900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田埂的宽度达到惊人的4米，把稻田分割成“井”字形，让人联想起“井田”，稻田的面积达到惊人的90万平方米，约等于1350亩，这样的规模已经不是一个家族、一个部落所能管理的，如果说良渚是中国最早的国家，那么这里就像是一个“国营农场”，那场景让人极为震撼。

记者：为什么稻作技术这么重要？

林留根：工业革命是人类的第二次革命，第一次革命就是农业革命。有了农业，人类就可以摆脱采集、狩猎生活的不断迁徙，过上定居生活，一方面可以实现人口几何级数增长，产生社会分工；另一方面可以实现财富的积累，由贫富分化进而产生阶级分化。阶级分化是文明的先声，在全中国最早出现严重社会分化的遗址是苏州张家港的东山村遗址，在距今5800年前的崧泽文化时期，那里的墓葬区就分为富人区和平民区，可以说，中国境内已知最早的严重贫富分化就出现在长江流域。

记者：城址也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长江流域有哪些重要的城址？

林留根：西方把城址、文字和青铜冶炼作为文明形成的标志，这个标准不完全适用于全世界，但是城址的确是一个硬标准，因为它是文化和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集中反映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分工等的综合发展水平，没有较为成熟的行政组织和集权管理，就不能集聚大规模人口，并加以有效地动员、调动和管理，完成筑城这样的大规模工程。

湖南澧县城头山距今约6000年，属于大溪文化，是长江流域也是中国境内最早的城址，被誉为“中国最早的城市”，入选“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发现”。

长江上游的宝墩文化发现了宝墩古城、鱼凫城等6座城址，它们是三星堆文化的先导，因此三星堆也有城址，考古人员已经发现了高等级建筑群和基本合围的夯筑城墙，据估算古城的面积大约3.5平方千米。

长江中游是史前城址最密集的区域，有石家河、鸡鸣山、阴湘城等数十座之多，其中石家河城址面积达120平方千米，如果加上区域内和周边的城址、聚落，总面积超过200平方千米，这个规模是非常惊人的。这里的城墙多是漫坡式的，坡度很大，主要是出于防洪考虑。

长江下游的城址目前已知的不多，除了安徽安庆的孙家城遗址外，就要数著名的良渚古城了。良渚古城由宫殿区、内城、外城组成，其规模、设计和建造技术均展现出世界同期罕见的水准，把中国国家社会的起源推到了与当时的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同等的程度，其外围水利系统由11道坝体、山体和溢洪道组成，面积达13平方千米，是世界最早的堤坝系统之一。

我们常说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5000年文明史，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惟一没有中断的文明，考古为此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像彭头山、良渚这样的史前城址，为实证长江流域与中华文明起源的关系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证据。

记者：长江流域的各个文明之间，有考古学上可见的文化交流吗？

林留根：肯定有。史前文明确实处于蒙昧期，如同人类文明的婴幼儿时期，但是当时的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超出了普通人的想象。

刚才我们说到判断文明的几个标准，在中国有一个重要的标准，应该是玉礼器，从技术上它代表着当时最高的生产力水平，从精神上它代表着一种信仰，统一的信仰也往往指向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良渚玉器的神人兽面纹被认为是良渚文化的徽标，是与信仰相关的图案，在良渚文化区域内，这个图案是高度统一的，它的来源除了与当地更早的河姆渡文化的太阳崇拜有关，还可以从湖南的高庙遗址找到线索。高庙遗址位于长江支流沅江流域，离良渚遗址的直线距离超过1000公里，那里白陶上的图案细密繁缛，可以被视作神人兽面纹的原体，上面有神的形象，大眼睛、大嘴、獠牙、凤鸟等。白陶是高庙遗址的特产，与其他地方使用的陶土不同，那里的白陶用高岭土烧成，在浙江的井头山遗址、宜兴的骆驼墩遗址、西溪遗址以及长江中游时有发现，还出现在淮安7000年前的黄岗遗址，这就从长江流域向北到了淮河下游。

神人兽面纹往往发现于良渚的玉琮上，作为良渚文化的标志性器物，玉琮又溯江而上，出现在大约千年之后的三星堆遗址中，两地的距离大约有2000公里。不仅如此，玉琮向南到达了广东石峡遗址，向北扩散到陕西石峁遗址和甘肃的齐家文化，可以说长江流域的文明不管是从器物、技术还是精神层面，都有很强的辐射性。藏器于礼，是长江流域史前文明的创造，对于中华礼制文化的形成影响深远。

记者：这是不是表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在史前就有文明互动？

林留根：是的。除了稻作农业与粟作农业的物质层面交流，还有很多精神层面的交流，比如扬州高邮龙虬庄遗址出土的彩陶盆，里面画的人面鱼纹，与陕西的半坡彩陶几乎一样。还有东山村遗址出土了中原仰韶文化的尖底瓶，我们原本以为这是从陕西带过来的，但是张忠培先生仔细观察后认为，这是在张家港当地制造的。

这是从北方向南方的输出，从长江流域向黄河流域的输出就更多了，比如神人兽面纹，后来演变成了商代青铜器上的饕餮纹。良渚文化的玉璧和玉琮，成为后来中原礼制的重要器物，留下了苍璧礼天、黄琮礼地的说法。鼎后来成为中原王朝的国家象征，“问鼎”成为争夺国家政权的代称，其实鼎最早在长江下游出现，马家浜—崧泽—良渚一直沿用，在良渚时期刻画细密纹饰的鼎已经是一种礼器。还有长江流域的筑城技术可能也影响了北方，例如山东日照的尧王城遗址，筑城时在城墙下方铺了一层石头，这和良渚是一样的，圈内开玩笑说，这是良渚古城派了一队工程师，到山东作技术指导。这些都是长江流域对中华文明的贡献。

中国其实很幸运，在文明形成的过程中，受到了长江和黄河两条世界级大河给予的如同生母和乳娘一般的呵护与滋养，而两条大河史前文化最剧烈的交融激荡，则发生在淮河流域——中国的南北分界线，而这其中蕴含着另一条大河文明跨界互动的故事，留待我们另外开篇分说。

（本栏目由新华日报《人文周刊》和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联合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