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通感”是中西方美学比较研究中共同关注的命题，西方以康德为代表，可以上溯到古希腊哲学思想；中国则以孟子的“生理”和“人性”共通作为发轫。它指向不同的主体（心）之间能否实现对审美客体（物）的共通审美感知和体验。共通感具有普遍可传达之义，因此，在思考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上，中国传统的美学理论可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从审美上提供可能。

孟子美学思想中关于“生理共通”的论述提供了审美共通的生理基础。孟子说：“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段话的意思是，众人对于味道、声音和色彩有共通的感觉。因为人对美的感知存在共通性，“感同身受”而生的悲喜之情，则具有一定普遍性。比如，有些网络视频中呈现的人与大自然的亲近以及食物制作过程中的视觉亲切，说明传播内容首先要做到悦耳悦目，从感官上使接受者感受愉快；其次，中华文化对外传播需要将精神性、制度性的文化内容具体化为可见、可闻、可听、可触的形态，更容易被接受。

生理感官的共通使跨文化传播在悦耳悦目层面上实现了交流的可能，那么心灵有没有共通的内容？孟子说：“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尤刍豢之悦我口。”孟子总结了心灵共通需要的东西，就是公理、道义等。“理”和“义”使人内心产生的愉悦就像美味佳肴能够使人产生愉快的心情一样。这就使传播和交流从悦耳悦目进入到了悦心悦意的层面，体现的不仅是情感的共通，也是人性中对于“善”的观念的认同。孟子在人性方面的论述进一步深化了这种共通：“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能使人交流无碍的，既有人的生理基础，也有人类对真理和正义的寻求，更是人性中的“善”使然。

跨文化传播和交流的实效体现在个体对异域文化的认识、了解、认同和接纳上。对于异域文化的接受过程，与审美接受相似。首先是“惊异”，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相异，使个体产生好奇之心，即了解和认识的欲望；其次是“体验”，观之、品之、习之，感受、体验异域文化形态和内容的独特性；最后是“接纳”，能够尊重、理解其他文化，并在行为方式和价值观上实现最大限度的认同。

“审美共通感”提供了跨文化传播和接受的可能性，但是在现实层面上仍旧存在诸多困难。处于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历史背景和生活习惯的人，实现心灵的沟通是非常困难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刘勰提出的“千载其一”，指出了实践层面上实现审美共通的困难。虽然刘勰是从文学批评和接受的角度来谈的，但是与跨文化的传播和接受异曲同工，同样触及到了交流问题的核心：两个心灵如何理解同一事物。但刘勰并没有止于“千载其一”的悲观，他进一步分析了造成这种交流困境的原因：“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知多偏好”。这些原因在对外传播中以某种“变形”的方式同样存在，比如“贵大贱小”，即文化接受中存在强国和弱国的区别，当弱国文化流向发达国家和地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受众会“崇己抑人”；由于存在“刻板印象”，固守“首因效应”，缺乏对异域文化的学习和了解，因此，在认知上存有偏见，缺乏一定的判断力；“信伪迷真”导致认识上和接受上的偏差；接受者由于政治、文化和审美上的偏好，对文化的接受也存在一定的偏向，使交流难以实现传播的“初衷”。中国传统经典理论对现实的观照意义依旧鲜明，刘勰不仅开出了“药方”，也给了解决问题的思路。他认为，“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用文学传播和接受类比文化传播与接受，刘勰的论述同样触及文化传播的实质，能否做到理解、融通，与接受者接受意向有关，也与接受者的“期待视域”有关。博观可致了解，对于接受者来讲，对传播内容感兴趣，并且有了解的意愿和行动，经过不断积累才能对内容有所辨识，辨识之后而觉察。“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客观而达公正，不被自己的私心颠倒轻重，也不因自己的憎爱而生偏颇之心。在态度上，客观而致公平；在情感上，真诚才能体恤。对外传播的目的不是把他人变成和“我”一个模样，而是让大家共同分享世界的多样性。

对于对外传播的内容（文学作品、纪录片、宣传片、影视剧以及理论著述等）所面临的文化接受问题，借用孟子的话说，“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虽然这里谈及的是对诗文的理解，但是可从诗文扩大到一般文本范畴，甚至是面对面的交流。文化传播和接受也存在这个问题，即接受者如何去理解文本的内容、去看待传播的对象，其理解的角度和“期待视域”都影响着文化传播的效果。孟子对此提出了另外一个方法，即“知人论世”，“与古人尚友”。交流是有条件的，需要更深入的了解、认知和理解。“与古人尚友”，与古人交朋友，真正进入对方所处的历史语境之中，才能理解和明白。时间上如此，空间上亦是如此。

中华文化对外传播，需要从中国传统经典理论中找到支撑点，孟子的“共通感”为交流提供了理论基础。“共通感”这一理论命题，不仅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在沟通和传播人类共通的情感方面显现出历久弥新的理论阐释力。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