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可以真切传神地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现实。作为中国环境史上一个重要时代，唐代人类和野生动物的关系在诗歌中得到大量细致全面的揭示。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各种规模屠杀野生动物的活动，另一个方面也看到较多爱护野生动物的做法。总体上，唐代在处理人类和野生动物的关系上仍然处于比较朴素原始的状态。

狩猎的生态影响与社会价值

通过捕杀野生动物获取自己的生活资源是人类史上漫长持久的做法。客观地说，这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不过，随着人类生产水平和文明水平的提高，这种传统的做法也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

在唐诗中，我们仍能看到大量猎杀野生动物的记载，其中有较小规模的偶然性捕猎活动。韦应物《射雉》记载自己的一次打猎：“野田双雉起，翻射斗回鞭。虽无百发中，聊取一笑妍。”这仅是一次自我娱乐型的个别活动。其中也有职业性的经常性渔猎活动。诗僧贯休《村行遇猎》记载：“猎师纷纷走榛莽，女亦相随把弓矢……鹘拂荒田兔成血，竿打黄茅雉惊起。”作为僧人的作者深深感到捕猎的残酷性和自己的无奈。

杜甫有过两次观赏打鱼的经历，其《观打鱼歌》说：“渔人漾舟沈大网，截江一拥数百鳞。”《又观打鱼》说：“小鱼脱漏不可记，半死半生犹戢戢。大鱼伤损皆垂头，屈强泥沙有时立。”应该说，这些职业化的打鱼活动伤害水族生命的数量是巨大的，对于当地水中生态的破坏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杜甫说：“吾徒胡为纵此乐，暴殄天物圣所哀。”

我们还能看到“竭泽而渔”式的捕猎现象。韦庄在《观猎》中写到“苑墙东畔欲斜晖，傍苑穿花兔正肥”，“公子”“将军”们换上“战时衣”、带着“鹘”“犬”去打猎，结果是“直待四郊高鸟尽，掉鞍齐向国门归”。也就是说，这场威风凛凛的猎捕活动横扫了当地多数野生动物的生命。无独有偶，另一位诗人薛逢同样是在名为《观猎》的诗中写道：“平原踏尽无禽出，竟日翻身望碧霄。”这反映出当时捕猎是不留一切孑遗的残酷杀戮。虽然唐代法律有保护野生动物的规定，但似乎没有限制住诗歌中记载的这些活动。更进一步，唐代还有规模更为宏大的军事性捕猎活动，韦庄《观浙西府相田游》写道：“十里旌旗十万兵，等闲游猎出军城……带箭彩禽云外落，避雕寒兔月中惊。”晚唐镇海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周宝的这次捕猎应该有宣扬武威的功能，不过对当地野生动物的打击是毁灭性的。这种大规模捕猎的结果正如姚合《腊日猎》所描述的：“野外狐狸搜得尽，天边鸿雁射来稀。”

然而，在中国古代，屠杀野生动物的狩猎并非完全具有破坏生态的负面价值，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保护人畜安全和获取生活资源的正面价值。当时的野生动物资源和人口的比例远远地高于今天，野生动物伤害人类和家畜的情况并不少见，齐己《西山叟》记载“西山中，多狼虎，去岁伤儿复伤妇。”张籍《猛虎行》也记载“长向村家取黄犊”。因此，李世民《出猎》中所说“所为除民瘼，非是悦林丛”具有一定现实依据。

理解野生动物的习性和心理感受

野生动物都有自己的习性，动物的心理活动在二十世纪初开始系统地纳入科学研究。但在中国古代，人们对此的认识并不太深刻。在古代诗歌中，人们大多按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来理解动物的心理感受。

唐诗中有大量对于野生动物喜怒哀乐的描写。杜甫写了一只失群的大雁：“孤雁不饮啄，飞鸣声念群。谁怜一片影，相失万重云。望尽似犹见，哀多如更闻。”他通过短短几句话写出了这只孤雁的悲伤哀痛，它失去了群体的温暖，陷入无助的孤苦境地。晚唐李建勋也写了一只失群的白雁：“差池失群久，幽独依人切。旅食赖菰蒲，单栖怯霜雪。边风昨夜起，顾影空哀咽。”这种细致的描写不仅符合这只鸟的实际，可能也反映了作者的孤独心境。正是由于人兽有相类、相通之处，以物拟人成为唐诗中常用的手法。

野生动物也有深沉的情感心理，有的动物表现得非常明显。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乌鸦具有“反哺”的特点。白居易《慈乌夜啼》：“慈乌失其母，哑哑吐哀音。昼夜不飞去，经年守故林。夜夜夜半啼，闻者为沾襟。声中如告诉，未尽反哺心。百鸟岂无母，尔独哀怨深。应是母慈重，使尔悲不任。”这里诗人以白描的手法叙述了乌鸦报母恩而不得的哀怨。这些观察是否准确有待研究，但深层生命规律确实赋予高等动物亲子间深刻的心理联系。

野生动物的两性之间也有情感关系，寒山子有一首诗说：“止宿鸳鸯鸟，一雄兼一雌。衔花相共食，刷羽每相随。戏入烟霄里，宿归沙岸湄。自怜生处乐，不夺凤凰池。”这里描写的是雌雄鸳鸯同行同止、双去双来的习性及反映出的动物的“夫妻之情”。吴融《鸳鸯》写道：“翠翘红颈覆金衣，滩上双双去又归。长短死生无两处，可怜黄鹄爱分飞。”这里描写的也是同一种感情，实际上反映了人类的美好寄托。

肯定野生动物的审美价值和现实价值

野生动物对于人类的价值是多方面的，简单说来可分为带来心理愉悦的审美价值和带来实际功能的现实价值。在自然界中，少部分野生动物符合人类的审美标准，其神态、动作、声音、性情往往有可爱可喜之处。

李白《白鸠辞》：“白鸠之白谁与邻，霜衣雪襟诚可珍。含哺七子能平均。食不噎，性安驯。首农政，鸣阳春。”李白平生酷好白鸠不能改移，这里既肯定白鸠的颜色姿态，也赞赏其品性和对人类的益处。最后六个字强调白鸠在春天鸣叫，具有提醒农业生产的意义。韩偓《天鉴》说，“猛虎十年摇尾立，苍鹰一旦醒心飞”，这里对猛虎苍鹰姿态的赞赏包含作者的远大志向。白居易《池鹤二首》说，“低头乍恐丹砂落，晒翅常疑白雪消”，这是描写白鹤丹顶之红和双翅之白的干净漂亮。高越《咏鹰》说，“雪爪星眸世所稀，摩天专待振毛衣”，这是描写苍鹰姿态和动作的勇猛有力，清晰地表现出作者的喜爱赞赏之情。

许多野生动物对于人类有较大的现实价值。除了一般性的食用、药用功用外，有一些野生动物的活动直接有益于人类生产，这类动物被称为“益虫”。唐代一些诗人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朱庆馀《啄木儿》写道：“丁丁向晚急还稀，啄遍庭槐未肯归。终日与君除蠹害，莫嫌无事不频飞。”这里说啄木鸟整天为庭院中的树木清除害虫，人类不要嫌弃它们。

救助野生动物的伤痛、恢复它们的自由

对于绝大多数野生动物来说，其生存都是坎坷艰难的，经常面临各种威胁和危险。尤其在强大的人类面前，它们时刻可能遭遇到伤害。如果有人能够出手予以救助，将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唐诗记载了较多救助动物的例子。

杜牧《赠猎骑》：“已落双雕血尚新，鸣鞭走马又翻身。凭君莫射南来雁，恐有家书寄远人。”这里诗人苦言相劝人们少要伤害野生动物的生命。《病鸱》一诗记载了韩愈救助一只受伤鹞鹰的过程。一生贫困潦倒的诗人王建也有救助野生动物的经历，《寄旧山僧》说：“猎人箭底求伤雁，钓户竿头乞活鱼。”这应该和他与僧人交往受到佛教影响有一定关系。

帮助野生动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恢复其自由的生活。宋之问有一首《放白鹇篇》，讲到朋友送了他一只来自吴溪的白鹇：“乃言物性不可违，白鹇愁慕刷毛衣。玉徽闭匣留为念，六翮开笼任尔飞。”虽然他非常珍爱这只白鹇，最后还是把它放飞了。与宋之问相同，晚唐诗人雍陶《和孙明府怀旧山》一诗说：“五柳先生本在山，偶然为客落人间。秋来见月多归思，自起开笼放白鹇。”这里的“五柳先生”指的便是他放飞的白鹇。

作为大诗人的白居易也有许多救助动物的活动，其诗歌对此记载较多。比如《放旅雁（元和十年冬作）》说：“江童持网捕将去，手携入市生卖之……见此客鸟伤客人，赎汝放汝飞入云。”白居易还殷勤叮嘱大雁不要去正在发生战乱的西北方，以免被兵士打下吃掉。白居易还有把家童所买的鱼放生南湖的经历。应该说，他的这种活动较之宋之问、雍陶境界更高一些，因为他付出一定经济代价来救助野生动物。韩愈的《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记载了他释放一条蛇的事，“开笼听其去，郁屈尚不平”。不过他的本意并不是为了救这条蛇，而是讨厌蛇的样子所以不想吃它。他同时还告诉这条蛇：“卖尔非我罪，不屠岂非情。不祈灵珠报，幸无嫌怨并。”这反映了作者性格中“喜人相谢”的一些特点。

唐诗中记载的人类处理与野生动物关系的做法可以给我们多方面的启示。在积极的方面，我们应该学习古人友好地对待、帮助野生动物的做法，这既是人类文明提升的必要，也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必要。在消极的方面，应该杜绝古人那样大规模伤害野生动物的做法，在野生动物资源走向枯萎的今天，在这方面必须采取严格有力的管制措施。如果由于医疗工作、科学实验等原因不可避免地要伤害到动物，也要尽量人道地对待它们。从非典到今天新冠肺炎的大规模暴发都说明，如果处理不好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人类本身也会受到伤害。借鉴古人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可以为我们处理好这一关系提供思想资源和方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