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16年曹文轩荣获国际安徒生奖，以及越来越多的作家参与儿童文学创作，中国儿童文学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在国家大力倡导文化“走出去”的当下，中国儿童文学需要不断增强自身的创作实力，在世界儿童文学版图上确立更突出的位置，作出更大的贡献。在这一过程中，如何更好地书写童年、描写儿童，成为文学理论家和作家共同思考的问题。尽管为儿童写作已经成为儿童文学界的普遍共识，但把当下的儿童文学创作与孩子们的阅读诉求联系在一起时，我们会发现“儿童视角”这个问题仍需进一步梳理和探讨，这对于推动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真正凸显儿童视角的作用。儿童视角要求作品要以儿童的眼光或口吻来讲述故事，能体现鲜明的儿童思维特征。作家在进行儿童文学创作时，一般多采用儿童视角，以便顺利找到进入儿童世界的路径，但其中一些作品不一定能凸显儿童的情感和意识，真正贴近儿童生活世界。一些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中经常包含儿童视角，但它往往是作家实现成人自我表达的一种写作策略。这种策略运用到儿童文学创作中，则有可能导致作品缺失儿童主体性。一些儿童文学作家并不强调儿童文学创作的独特性，其作品虽以儿童视角来统摄，但背后始终凸显一种审视儿童世界的成人眼光。过于强势的成人意识往往遮蔽和替代儿童主人公的视角。这使得这些作家创作的作品和儿童读者之间产生了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的产生不仅与童年经验的表达相关，更涉及作家的儿童观。新时期以来，随着童书阅读市场的兴起，针对儿童的作品大量涌现，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儿童的阅读需求。以儿童视角去考察这些作品，我们发现一些作品中虽然描写的是儿童形象，但他们大多带有成人的影子，是作家对童年情感记忆的“成人化”整合加工。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带有强烈成人色彩的作品没有真正发挥儿童视角的作用，其叙事往往难以为儿童读者完全欣赏和接受，更难以打动他们并引起共鸣。

　　儿童文学创作中的成人立场，往往隐含着作家对儿童的教育意识和引导愿望，理应被尊重，也会催生很好的文学作品。如林海音的《城南旧事》中的“我”相当懂事，心智甚高，显示出超越年龄阶段的样子，体现出父母对孩子“先意承志”的教育期待。《城南旧事》是当之无愧的小说杰作，但中国儿童文学塑造了太多“应该是那样的”儿童形象，从儿童文学创作整体来看，我们还缺少那种充分体现儿童视角、以儿童为本位的作品。因此，在当下的儿童文学创作中，打破成人预设的框架，尽量书写儿童的本来样貌，应当成为儿童文学创作中值得提倡的创作理念。当儿童文学作家能用“他”（儿童）来替代“我”（成人自我）时，这样的写作才能把儿童放在主体位置，真正以儿童的目光打量世界。在这方面，萧红的《呼兰河传》中的“我”是个例子，那是一个混沌未开、灵气十足的儿童形象。

　　第二，在艺术技巧层面用好儿童视角。儿童视角的建构不仅与创作理念相关，而且还影响到创作的技术层面。但凡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总是能尽可能地展现儿童视角的独特性，并且有能力将个人的童年经验转化融合到创作中。但从现实来看，儿童文学创作却存在这样一个困难。一方面，当童年回忆成为中国儿童文学作家自觉选择的写作路径时，童年的记忆和情感往往使他们的作品出现不同程度的重复，如意象的重复、场景的重复、情节的重复，等等。另一方面，当作家们努力在题材和写作模式上寻求自我突破时，作品又往往丢失了原汁原味的童年记忆和情感，呈现出浓厚的成人色彩。反观世界上一些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虽然他们也是把童年记忆作为写作的源泉，但其作品却有着独特的童年味道。瑞典儿童文学作家林格伦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孩子能给我以灵感，那便是童年时代的我自己。德国儿童文学作家凯斯特纳也认为，一个人是否能成为儿童读物作家，不是因为他了解儿童，而是他了解自己的童年。这两位作家都强调童年经验之于儿童文学的重要性，都将自我记忆与儿童世界进行有效融合，由此创造了许多经典之作。这样的写作方式对于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无疑具有启示意义。因此，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在童年的记忆里挖掘写作矿藏时，一方面需要对童年记忆进行重新发现，通过想象和转化不断激活创作资源，另一方面需要从成人的思维中跳脱出来，以贴近儿童的视角和口吻展开文学叙述，更好地提升儿童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度。

　　总之，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只有从创作理念和艺术技巧上重视运用儿童视角，以平等开放的姿态面向儿童，真正深入儿童情感世界进行创作，才能经由文学之门打开更加广阔的儿童世界，为他们的成长书写精彩的故事。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