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在深化改革攻坚期，文化在治国理政中彰显得愈加紧迫。中办、国办出台了《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文化在治国理政中的资源性地位逐渐突出。

　　文化是社会发展水平的体现

　　文化是时代的传感器。“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什么样的文化，基本上能够反映出其时代的特征。文化是当代社会思想的凝结，其趣味和审美方式是当代社会的再呈现。从文化中能够看到时代的特征，看出时代的脉动，探测出时代气象。

　　文化是社会组织的基因。任何群体都需要在精神上找到归宿，在行动上找到本源，在价值上找到信仰。任何社会实践都需要寻找意义，社会心态都需要情感，社会发展需要潜力和梦想。有了文化的支撑，各种社会组织、社会行动最终能够找到归宿。文化是行为、制度、思想、情感背后的基因，是深邃的审美意识形态，它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世界的看法。文化是社会的整个气象，显示着国家的盛衰荣辱。

　　文化是社会变迁的风向标。文化的力量汹涌澎湃，它推动社会向文化所塑造的方向发展。上世纪三十年代大上海呈现出一股奢靡、浮华的风气，而国民党在其移都重庆之后，依然未能改变其腐败、黑暗和混乱的社会风气，这种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统区的败落。而在延安解放区，那里的天是蓝蓝的天，政治清明，军民团结，蒸蒸日上。旅美华侨陈嘉庚在访问了重庆和延安之后，作出对比并发出感叹：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结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了。

　　文化是治国理政的有效手段

　　从总体来看，文化会形成群体思维，形成社会心态，成为引领社会发展的风向标，引导所有人都向文化所塑形的方向前进。盛唐时期，边塞诗形成的边塞文化，鼓舞了大批有识之士到边疆建功立业。无论是延安时期的文艺，还是长征时期的创作，文化都成为鼓舞士气、振奋精神的有力工具。文化能够形成最大公约数，引导不同价值观的群体，达到求同存异。文化可以形成群体中默会的习惯，让身处其中的个体自觉服从并拥护这种文化。

　　从阶段性来看，文化在不同阶段的治理中发挥的价值不同。在社会发展之初，文化的地位非常强大。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物质极度缺乏，但是红色工业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奋斗精神，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动员能力。在社会转型期，人们很重视硬实力而忽视软实力。很多领域的磨合都出现了裂缝，社会的向心力不予以抵消离心力。当社会治理方式在经历了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等动能之后，其治理乏力现象凸显，亟待于寻找新的资源，实现治理动能切换。而文化的普遍渗透的特点，是能够与其他治理方式形成治理矩阵，有效调动各种治理资源。文化是社会方方面面强大的黏合剂，文化的繁荣决定了政治秩序的稳定，社会秩序的良好运转，经济的可持续性健康发展。

　　以文化自信提升国家治理

　　首先，文化是一种软实力，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文化发展的作用与现有的社会结构发生直接冲突的可能性较低，对既有社会结构、利益结构挑战最低，对现有秩序和结构的影响较小。以文化来推进国家治理对现有结构的变革冲击较弱，便于操作。但是它的效果更长远，是治根本、管长远的一种治理方式。

　　其次，文化治理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途径。文化进入人的内心是没有门槛的，没有人能够拒绝对美的向往和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人最内心深处还是需要真善美作为其价值目标，也需要让优秀的文化弥合人内心的裂纹。所以，人们对优秀文化是向往的，文化治理要发挥人内心中对真善美的追求。社会组织需要塑造自身未来价值观的文化，成为社会的黏合剂，将所有的人都凝聚起来。

　　再次，文化治理方式要掌握其长效价值。文化治理的层次、精度和难度都高于经济、社会等领域。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具有治国理政的功能，一种优秀的文化和腐朽的文化甚至共有一个思想内核，其中间的距离只有一念之差。它是更精深的治理，并不是固化的。因此，要掌握优秀文化治理的长效价值，必须使之能够治根本、管长远，形成较强、较深的治理效果和较长时间的影响力。

　　最后，文化是最灵活的治理方式，要掌握文化的时效度。通过文化来观察，能刺探各个领域的治理成果，以资管理；又能达到以静制动，为国家和地方治理赢得时间和机遇；也能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如果处理不好，文化也会增加社会治理难度和复杂程度。因此，使用文化推进社会治理，是一项较高的政治智慧，需要把握时机，掌握火候，因宜适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