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学由德国社会学家弗勒希特海姆1943年在美国首创。作为以事物的未来为研究和实践对象的科学,其研究范围已广泛涉及经济、社会、科技、军事等诸多领域。

　　作为广义未来学的预测判断,在新闻传播界并不乏先例。如在互联网及数字化浪潮之初,国内外学者就大胆预言,纸质报纸将在十余年之后消失。在今天,局部事实已经出现。2016年3月底,英国《独立报》停止发行纸质版,而只保留网络版。这也是英国第一家关闭纸质版的全国性大报。在地球另一边的中国,也上演了类似的一幕。《中国青年报》自2017年起全新改版,周六、周日不再出版纸质版。《中国青年报》评论员为这次变化进行了说明,“今天的《中国青年报》,不只是一张《中国青年报》,而是包括《中国青年报》及系列子报、法人微博、微信公众号矩阵、官方网站及系列子网、手机客户端在内的全媒体平台。”其实,这一变化折射的不过是在技术变迁背景下,传统媒介通过建立新的纽带以弥补社会生活植入不足的问题。这种不足并不单单是内容方面的,而是其伴随性不够的问题。媒介发展还将呈现一个怎样的未来?至少有如下变化趋向。

　　关于自我的变化

　　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在其著作《信息方式》中依据信息方式,或者说符号交换情形的结构变化,区分了传播的历史时期。一是面对面的口头媒介的交换阶段,此时自我包嵌在面对面关系的总体性中。二是符码再现阶段(也即印刷传播阶段),此时自我被构建成一个行为者,处于理性/想象的自律性中心。三是信息的模拟阶段(即电子传播阶段),持续的不稳定性使自我去中心化、分散化和多元化。

　　更重要的是,网络媒介在今天的技术设计和社会建构中具有以自我为中心和去自我为中心的双重效应。它具体表现为:自我在网络空间中持续不断地被释放出来,在纵向比较意义上,自我中心化的特征仍然存在。但在横向意义上,大规模的自我的并置则又表明自我被不断地去中心化,甚至是分散化。采用视觉感意义较强的说法就是,数字网络空间的传播其实就像一个浩瀚星系,在分散的同时如能仔细甄别,又能观测到一个又一个的系统,此系统与彼系统又以必然或偶然的方式建立起某种特定的联系。

　　关于传播交往的变化

　　从认识层面上来说,新的媒介是一种传播主体、传播平台或商品集散平台。

　　对于传播主体和传播平台,它表明传播的交往不仅包括社会人群与媒介机构相遇,也包括不同社会人群在传播平台上汇聚。传统媒介受观念和技术的限制,主体交往的充分性未能有效发挥,社会人群与其交往主要取决于媒介的意愿和发现。在媒介工具论(特别是宣传工具)的观念主导下,媒介成为社会人群所用的交往空间也不大可能。数字与网络技术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状况。以微信为例,其直接以熟人关系为基础,又保留了交往关系的开放性,使得强度不一的关系纵横交错,在所有的交错之处便形成了不同交往功用的群。凭借这些群,它为更深入的讨论创造了条件,于是理解得以成为可能。

　　新媒介的数字化和网络化,加之成功地俘获了大众的注意力,使得其可以通过网络链接或平台搭建的方式同时进行商品推广或销售。作为商品集散平台,它表现为与网络购物技术的发展相一致的购物平台的集成化,并直接带来购物体验的变化和社会交往的变化。比如购物者讨价还价权利的丧失,这种原本在集市的购物场景中十分普遍的行为在其他购物场景中不再存在。其好处是加快了交易过程,甚至也减少了不必要的纷争。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在心中彻底失去了讨价还价的记忆,而是通过其他方式表现出来。最典型的行为是“淘宝”,人们会花费大量的时间货比三家。只是这样的方式过于耗时,真正乐于这样行动的人主要是时间更为充裕的闲暇人群。与此同时,人们原本依据购物而延伸的交往形式也在发生变化。当商店网络还不够普及的时候,此时的购物不如说是呼朋引伴地去“逛”集市。同时,在赶集的过程中,人们相对容易、也更愿意进行彼此问候,并逐渐地发展起自己的社会交往网络。如今,在购物平台上的购物性质仅仅是一次消费体验之旅,其购物行为若为人所了解,仅限于在社交媒体空间展示新购物品的那一刻。

　　思想生成与传播变化

　　研究者张穗华在《媒介的变迁》中指出,书籍培育并维持了个人思想在公共空间中的发展。电视则将公共思想带入了个人的空间,电视屏幕是我们个人思想的集体延伸。电视屏幕向我们展示的是由“我”作为其中一部分的集体所处理的信息。而计算机创造的集体思想不同于电视的公共思想,它不仅是关注的对象,还是进行处理的主体,它将使用者纳入过程之中。

　　换言之,网络时代使得公众的主体性得到集体性复苏。信息和思想不再被垄断,网络空间既是思想的生产地、集散地,又是思想的消纳地。公众既是思想的消费者,也是思想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对他们而言,网络空间的传播既是和自己对话,也是向别人喊话。只是由于信息巨量的原因,部分个人思想获得回应,经由网络化扩散成为共享的思想,部分个人思想则陷入沉寂,单单成为个体生命周期记录的符号化存在方式。

　　同时,由于这种以自我生命历程为基础的思想生成是以自身体验为特征的,总免不了呈现自我书写的私人化。但这种私人化与电视装置在家庭中的私人化后果不同,后者主要指的是电视作为家庭组织者的地位逐渐遭到削弱,电视消费越来越私人化,电视逐渐地失去了家庭公共装置的特征。网络媒介时代的私人化书写表现为我想说,以及说我所想,且在相当的程度上,它不过是对自我生活的描摹。

　　全球性媒介与国家媒介

　　按照对媒介的控制和支配来源进行划分,包括全球性媒介和国家媒介两种。对于前者,英国学者史蒂文森注意到,媒介越来越被大型跨国公司拥有和控制,这些公司与某个特定国家的文化关联甚微。这就意味着支配的主要动力是市场而不再是国家。对后者而言,意味着国家能对媒介设置更多的规范。显而易见的是,前者关心的是经济交换,后者关心的是认同感和归属感。全球性媒介和国家媒介遵循不同的逻辑,即一个是扩张的逻辑,一个是领土的逻辑。从根本上来说,两种逻辑难免存在冲突。一方面,全球性媒介的扩张逻辑出于获得更广泛的传播认同及资本获利需要,不断地要冲破领土逻辑的羁绊。另一方面,领土逻辑背后的民族国家构成了事实上的传播主权版图,能进入特定版图往往就意味某种意义上的妥协。即便今天广泛热议的互联网主权与互联网自由传播的话题,也不过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围绕领土逻辑之争。略有不同的是,全球性媒介、资本等这样的话语被更具价值优越感的话语所取代,如互联网传播秩序、网络主权等。

　　就未来发展而言,虽然全球性媒介和国家媒介的逻辑分殊导致二者的冲突不可避免,但伴随国家推动媒介的全球化,以及全球性媒介本土化策略的实施,新的媒介规制共识和一定程度上的冲突调和也势必成为可能。

　　(本文系中国传媒大学科研培育项目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