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作出系统部署，其中着重关注智能技术对养老事业与产业的助力作用。在高龄少子化国情下，传统养老服务逐渐暴露出资源不足、效率低下等问题，而机器人等智能技术为创新养老模式带来可能，智慧养老成为老龄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这其中人与智能技术间的信息共享、交往互动，即人机传播，成为老龄社会治理面临的新课题。人机传播（HumanMachineCommunication，HMC）指的是“人类和机器使用信息创造和参与社会现实的协作过程”。人机传播研究认为，机器作为传播主体，具备自主交流和行动的能力，可能直接影响人类的情感体验、生活方式乃至社会关系。从人机传播视角观察机器人服务养老带来的伦理、法律与社会接受度等问题，有助于切实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提升老龄社会治理水平。

机器人服务养老的可能性

当前机器人功能是标准化的，不同功能的机器人满足老年人不同的需求。例如，服务型机器人帮助老年人完成日常生活中的取物、做家务、提醒吃药等任务，成为他们的生活助手；陪伴型机器人为老年人提供情感支持和心理安慰，减轻孤独感，成为他们的陪伴者；照护型机器人为需要长期护理的老年人提供专业的护理服务，缓解护理人员短缺的问题。然而，不同生命状态、居住状态和生命历程中的老年人对机器人角色的需求是多元的，他们对机器人功能的期待可能是交叉相融的。作为人机传播的主体，机器人如何根据“具体场景理解人类的认知、需要并构建意义”，同时在人机关系中保有自己的“主体性、意向性和道德性”，不仅是技术问题，更多的是伦理和法律问题。

还需要注意，机器人的在场是否会必然带来人的离场？我国传统孝道观倡导“堂前尽孝”“儿孙绕膝”，越到晚年老年人越在意家庭亲密关系的联结与陪伴。机器人走进老人生活，是更好地促进老年人的社会融入，还是阻隔了他们的社会联结；“机器人时刻”（roboticmoment）会不会让老年人陷入一种新的社交虚幻感；如何从人机传播的意义共享、关系重塑与文化建构方面，在智能技术应用中融入更多人文思考；等等，是老龄社会治理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养老服务中的机器理性与人类感性

机器人的决策逻辑基于算法和数据分析，强调精确性和效率，而人类的情感更加复杂和多样，涉及心理、社会和文化等多个层面。人机传播研究认为，人类在与机器的交往中，倾向于无意识地将机器与人类等同，并在人类意志的主导下与机器产生准社会关系。机器人通过模拟人类行为和反应，在互动过程中可以产生类似人际间的信息交往、情感互动。想要实现机器理性与人类感性的有效融合，需要机器人在决策过程中考虑到人类的情感需求，提供适当的情感支持和回应。然而，机器人如何识别并响应人类的情感，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机器人可以有自己的真实情感吗？老年人需要机器人怎样的情感付出？一旦人机间有了感情，老年人能够承受一段失败的人机关系吗？家人会理解这段人机恋吗？

我国近一半老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孤独感、抑郁情绪等问题，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面对现代社会中老年人普遍存在的群体性孤独和社交障碍，机器人提供情感支持和心理慰藉的能力日益凸显。已有研究指出，养老院里老年人在与机器人互动时，往往会将其视为潜在的朋友，甚至是密友，流露出深层次的人类情感表达。这样的互动不仅有助于减轻老年人的孤独感，还可以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体现了人机传播中建立亲密关系的可能性。笔者于2021年至2023年进行的一项关于陪伴机器人走进我国老年人家庭的历时性研究也发现，尽管老年人不会把机器人当作真实人类，但他们仍会在孤单、无聊时和机器人交谈，为机器人编织衣帽，将其当“孩子”一般对待。而当家中子代或孙代与机器人互动过于频繁时，老年人又会产生被忽略、遗忘的失落感。亲密关系往往是排他的，从人机传播视角出发，如何更细而深地把握老年人的情感与心理需求，在机器人理性与人类感性间建立对老年人有益的良性关系，十分重要。

机器人服务养老的标准评估

人机传播研究认为，机器成为传播主体，对人类而言机器将逐渐从工具属性转变为关系属性。也就是说，人和机器可以形成各类社会关系。机器人作为愈来愈智能的“他者”，在老龄社会治理的“家庭—社会—国家”三元结构主体中或可起到补充作用，成为家庭陪伴、社区治理和国家政策实施的“第四种力量”。在家庭层面，机器人作为直接的陪伴者和照护者，与老年人进行日常互动，提供情感支持和心理安慰，减轻家庭成员的照护负担，帮助家庭更好地应对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在社区层面，机器人可以作为社区服务的延伸，提升社区整体的照护能力。在国家层面，机器人作为政策实施的辅助工具，可以为老龄社会治理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持，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和利用。

“传播与权力具有同构性，建构权力来源必须通过建构传播网络来获取。”如果机器人可以进入老龄社会治理关系中的一环，如何从人机传播效果层面评估机器人的服务十分重要。从老年人体验方面看，我们还缺少适合各类老龄人群机器人使用的服务标准，缺少不同应用场景下人机交互效果的评估标准。如家庭环境下老年人与机器人情感互动、社交关系的边界和尺度应该是怎样的；养老机构中老年人与机器人、护理人员的社会网络如何良性构建与互动；等等。从供给侧看，各类机器人的软硬件标准如何统一？数据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共享、共治？如何让机器人成为老人需要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形成数字包围，看似保护实则割裂和碎片化了他们的生活。从政府侧看，如何下好先手棋，把握人机间的动态关系，对机器亦对人的权力做好规制？2021年韩国停用AI聊天机器人“李LUDA”，因为男性用户对拥有女性形象的“李LUDA”进行言语上的侮辱，掀起“如何让李LUDA堕落”的低俗讨论。而“李LUDA”在与超过75万名用户互动的过程中又学习了涉及女性、残障人士及不同种族人群等的歧视性言论，并继续传播。这为我们在老龄社会治理中，思考如何共同规制人和机器人的权力敲响了警钟。

人机传播与老龄社会治理的延伸思考

长期以来，在人机关系的想象中，一方面，我们将人类设定为造物主，机器人由人类而生、为人类所用、因人类遭弃；另一方面，我们将自己视为容易受伤害的一方，预先制定机器人三定律，用来保护自己。老龄化社会的快速到来，让我们更加倚重技术的力量解决养老等相关问题。未来人机传播中的主体、关系、内容和结果可能更加复杂，对老龄社会治理而言，笔者认为，还需要注意如下三个问题：一是注意机器人等智能技术应用的公平性。我国的养老存在地区与城乡不平衡的问题，要考虑在不挤占其他人群资源的情况下，让老年人都能够从容、自信、有选择的享受智慧养老。二是兼顾机器人等智能技术应用的“效度”与“温度”。要在实现智慧化社会治理效能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我国家文化、新型孝道文化的特点，让老年人体验到“数字包容”的乐趣，而不是“数字包围”的烦恼。三是守住安全底线，尊重人的选择。人机协同下的老龄社会治理，应以人为本，而不是技术至上，不应让机器人等智能技术成为懒政的借口和技术监视的白手套。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我国老年人陪伴机器人使用与智慧养老路径研究”（22BXW07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