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线上政务、线上旅游等成为可供优化和开发的崭新领域；智慧城市、智慧社区等成为社会治理功能实现的迭代平台。广义的“智能媒体”开始在未来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展现最新进化的形态与功能，“万物皆媒”的时代也随之真正到来。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席卷全球，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正成为新生产力和生产要素，对现实生产关系产生深刻影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和国内外形势提出的国家治理重大方略。其中，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在此背景下，智能媒体在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中的“新基建”作用和“新大脑”功能得到进一步凸显和昭示。

社会治理层面的价值功用

智能媒体形塑未来社会治理新思维。社会治理强调多元治理主体的参与、互动和共治，力求通过公民参与、公开、权责对等的制度模式保持社会的良性运转和积极发展，从而实现秩序、效率和公平等的多元社会价值。而信息的非对称性和不确定性是理想社会治理目标实现的最大挑战。以新冠肺炎疫情信息为例，信息遮蔽和泄露都会造成参与主体的判断失误和行为失当，对全球抗疫造成困扰。中国成功的抗疫实践表明，自组织或他组织的集体行动和群体传播，更有利于对抗未来社会各个领域出现的“群体无意识”。因为人人扫码的景况不仅限于资金流动，还有可贵的行为信息“告知”，进而从暂时的信息让渡中换取更为珍贵的“集体”行为信息。这里，关于“自由”的价值讨论显然没有意义，“共治”——社会治理的新思路正从理想照进现实。

智能媒体刻画未来社会治理新形态。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的参与规则、方式和具体行为，实际上面临着制度和模式选择的现实困境。疫情期间的线上教育、线上会议等成为社会治理可能形态的参考范本。未来，线上政务、线上旅游等成为可供优化和开发的崭新领域；智慧城市、智慧社区等成为社会治理功能实现的迭代平台。广义的“智能媒体”开始在未来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展现最新进化的形态与功能，“万物皆媒”的时代也随之真正到来。

智能媒体增强社会治理新效能。要实现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路径和方法是关键，效率和效果是验证。智能媒体能提升数据收集效能。疫情期间，联防联控平台打破数据壁垒所形成的动态大数据，在不断优化数据抓取工具的前提下，实现后台沉淀数据的结构化、系统化和可视化，从而为科学决策提供现实依据。另外，智能媒体还能提高社会治理“精确度”。茫茫人海中确定罪犯、流动人群中查找疑似病例……智能媒体借助AI算法，用数字“照妖镜”和“放大镜”迅速描述特征、锁定目标，化繁为简实现社会治理效能的优化和高效。

智能媒体规避社会治理潜在风险。社会治理过程必然伴随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智能媒体的内容产出特别是新闻生产，应该包含对系统性风险的提示和预警。当然，也包括对非系统性风险的预测和评估。美国安大略省电力公司开发的AI风灾治理工具，通过历时性和共时性数据全方位分析，实现风灾精准预判和灾后电力快速恢复；“个人健康码”“企业复工电力指数”和“复工率五色图”等数据研判手段，能够有效指导与支撑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决策行动。这些都对社会治理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智能媒体与社会治理现代化协同发展

智能媒体发展本身也具有一定不确定性和偶然性。智能媒体的引爆点此起彼伏，但关注需求、用户导向和双向互动是不变的基因。如何推动智能媒体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协同良性发展，是实践层面必须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首先，提高政府部门和公众数字治理、现代治理理念和认识水平。治理理念是现代公共管理的最新发展。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执行部门，应该率先进行思维和理念革命，深入学习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关政策与文献，对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社会治理要有理论储备和知识普及。可以考虑通过相关部门业务培训和公开宣讲等形式，形成全员学习、全民普及的态势和氛围，提高相关部门对智能媒体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理论素养和认识水平。

其次，进一步加大智能媒体相关产业布局和发展。国家层面应该进一步对大数据、人工智能产业给与政策和资金支持。当然，也要避免落入盲目扩大和均衡发展的陷阱。比如，江浙及东南沿海地区，服务意识和营商环境相对较好，大力发展政务新媒体事半功倍；西安等文化旅游城市，文旅大数据更能促进产业优化，所以应因地制宜布局和发展相关产业。

再次，切实推动基础性关键技术研发投入。5G技术、大数据产业、人工智能等既是智能媒体发展的基础性技术，又是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都需要加大基础性研究投入，为产业发展夯实基础、增强动力。

最后，加大和提高相关领域人才培养力度和水平。网络新媒体、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学科人才培养是实现相关产业发展的人力资源条件。在国家大力支持相关学科人才培养的基础上，应该进一步优化人才培养体系、加强人才培养过程管理。加大研究生等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培养数量和质量，为国储才，打造一批精品人才培养基地，力求短时间内形成智能媒体和社会治理相关人才高地。

智能媒体与社会治理现代化两者本身具有协同发展的天然联系和基因，政府、学界和产业界应未雨绸缪，加大理念互通、信息互联和优势互补，实现未来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布局和能力提升。

（作者系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院长；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新闻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