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搬迁需要按市场规律办事，需要充分考虑移民搬迁之后是否具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是否能适应新的环境等因素。就业是民生之本，有了就业，移民才能够在乡镇或城区安稳下来，实现安居乐业。

　　异地搬迁也常被称作易地搬迁，通常指的是把处于边远山区、相对分散的居民搬迁到交通便利的人口聚集区，通常是乡镇或县城。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和精准扶贫工作的推进，在地方政府政策的支持下，越来越多的山区农民异地搬迁到乡镇中心区和城关镇，通常的情形是远离了山区农村生活，步入到城镇生活之列。不过，这种异地搬迁的实践并非全都是成功案例，也有一些失败案例。因此，如何综合全面评估异地搬迁是当前一个值得研究和深思的社会现实问题。

　　对于异地搬迁来说，能否解决稳定收入来源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不过现实情况是，大多数异地搬迁人员无论是从受教育程度还是从劳动技能来看，都相对比较欠缺，否则的话，无须政府动员和优惠政策，他们自己早就主动搬迁到县城了。比如大量在外务工人员，在他们攒够钱以后，首先会考虑在县城购房，然后举家搬迁到城里，这既是改善居住环境的一种举措，更是为了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让子女在城里接受更好的教育也成为他们在外努力务工的一种动力，事实上，教育移民已经成为人口流动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保障移民的稳定就业是解决异地搬迁问题的关键环节。

　　从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看，城镇化总是与工业化相伴随，两者密切相关。工业化是城镇化的经济内容，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空间落实。边远山区村民向乡镇和县城集中，也是城镇化的一部分。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表明，城镇化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的过程，这一过程也同时实现了经济的增长。研究表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高速的经济增长与城市化的推进密切相关。城镇化的另一个基本内涵是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城市能加快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和提高生产率，当劳动力从农村转到城市时，他们的收入水平也相应会提高。城镇化与工业化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密切的关系，工业化持续推进通常都会引起人口、产业和要素聚集于城市，反之，城镇化也使得工业化更具有规模效应。因此，城镇化的推进是有条件的，如果仅是简单地把人从农村转移到城镇，这个过程未必会稳定，甚至有可能出现逆转。实际上，在一些地方实行异地搬迁之后，一部分新进入到乡镇或县城的农民由于没有稳定收入来源，加之对新环境的不适应等因素，又搬回到山区。这一现象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城镇化没有按照市场规律来推进，往往是行政干预的城镇化。

　　城镇化的市场规律就在于它是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提高而推进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而当工业化达到一定的阶段，尤其是在达到工业化顶峰时，服务业化逐渐快速发展起来，并逐渐取代工业化的作用，继续推动城镇化。实际上，无论是工业化还是服务业化，它们之所以能够推进城镇化，就在于它们为农村转移人口提供了就业机会，就业是民生之本，有了就业，移民才能够在乡镇或城区安稳下来，实现安居乐业。另一方面，农村居民进城，也为工业化和服务业化提供了劳动力，更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市场规模。

　　异地搬迁的一些好做法值得各地政府借鉴。例如，在乡镇给搬迁户建安置房的时候，给他们预留门店（通常为多层楼房，移民可住楼上），这样移民可以用来经商，即使自己无力经商，也可以通过出租门店获得稳定收益。又比如，把安置房建在离工厂或就业区不远处，方便移民获得稳定就业。

　　由此可见，异地搬迁需要按市场规律办事，需要充分考虑移民搬迁之后是否具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是否能适应新的环境等因素。也就是说，异地搬迁需要因地制宜，事先需要做好充分的评估工作，不能搞“一 刀切”。如果评估结果表明异地搬迁无法保障稳定收入来源，那么这样的异地搬迁还是应当谨慎为好，不如等时机成熟之后再开展相应的工作。

　　具体来说，异地搬迁首先是要尊重村民们的意愿，尽管他们可能并无实质的后顾之忧，但常年生活于山区，已经非常熟悉周边的一切，不愿意离开，则不必勉强。但对大多数村民而言，如果能够解决搬迁之后的经济收入来源问题，那么他们很可能也愿意搬迁，特别是出于对子女教育的考虑，更愿意到教育资源良好的乡镇或县城居住。还有一些比较偏远的少数民族，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内部有自己的一套管理体制，一旦搬迁到人口聚集区，则不便于传统的内部管理，因而，即使把他们搬迁到乡镇或县城，但能否融入当地的生活仍然是一个未知数。对于这类人群，也可以考虑专门划片供他们居住，以便继续维持原有治理模式。另外，在村民们愿意搬迁的前提下，应做好就业及社会保障等衔接工作，使移民们在搬迁后能够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并参加城镇社会保障，真正实现从农村到城镇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