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科技高度发达的互联网时代，全方位和多角度的各类新闻报道令所有人都“应接不暇”，而大众传播手段与渠道的日益多元化，则更是加剧了海量信息对传播者和受众的反复“冲刷”。与此同时，在“WEB3.0时代”悄然到来，“UGC”（用户创造内容）和“CGM”（消费者产生的媒体）已经成为社会化媒体的核心特征时，新闻报道的“泛标签化”现象在使各类讯息的传递更为便捷的同时，也正在给当下的社会舆论生态带来越来越严重的影响与危害。毫无疑问，这些标签在很多热点事件和热议话题中始终有力地搅动着公众的情绪，甚至还能主导某些领域社会舆论的走势。让我们不得不重视的是，在社会转型时期热点事件和热议话题层出不穷，而信息爆炸往往又使得公众来不及逐一甄别和冷静思考的时候，过度使用甚至是乱贴和滥用标签的行为和现象，正在给当前的大众传播和整个舆论生态带来更为严重的危害。

　　滥用标签实质上是部分媒体的曲意迎合与自我放纵，不仅是新闻的退化，而且严重污染着社会舆论场。满足公众对信息的需求是所有媒体的终极使命，各类媒体在制作和传播信息的过程中有着独特的视角和观点，只要是坚守相对客观和公正的新闻道德与伦理底线，则既属正常也很有必要。然而，由于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引起媒介生态环境的急剧变化，在日渐激烈的“眼球”争夺战之中，部分媒体渐渐越过了应有的底线，甚至不惜采用故意夸大事实、断章取义、过度解读和肆意歪曲等手段来达到“哗众”的效果。在这个过程中，乱贴滥用标签往往都是“标配”。

　　滥用标签实际上反映了少数人的偏激与盲从，坏消息综合症和负面解读盛行导致舆论很容易被操控。少数人的偏激与盲从或许在任何时候都是无法改变的一个基本事实，而在官方与民间舆论场存在割裂的状态下，由于它恰似一圈圈涟漪的中心点，也往往便成为了一些媒体曲意迎合的实际对象。或许，在乱贴和滥用标签的新闻报道与“坏消息综合征”之间，究竟谁是因谁是果，正如“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根本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答案存在。但是，通过乱贴滥用标签来迎合和助推舆论，除了前述媒体自身的问题，的确也折射和反映出了“负面解读”盛行现象背后的一些典型不良心态。例如，当“公务员（官员）”和“城管”被严重“污名化”，“专家”和“教授”成为各种民间舆论场中“人人喊打”的对象时，部分公众的“始终不信任”与“凡事不合作”态度至此已经展露无遗。让人十分担忧的是，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继续发展下去，许多民间舆论场上的公众舆论实际上就会处于类似被劫持和操控的境地，区别也仅仅在于究竟是被部分公众自身的偏激情绪与盲从行为所劫持和操控，还是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或者某些势力所劫持和操控而已。因此，乱贴滥用标签和负面解读行为之间，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某种互为因果和自我强化的机制，如果不能够及时遏制住这样的发展态势，那么整个社会舆论生态环境受到的危害就必然会越来越大。

　　滥用标签与碎片化传播阅读实现交叠与共振，导致“标签效应”加剧和“刻板印象”的固化。在“眼球经济”时代，收视率、点击率和阅读量等的提升成为了最基础和最重要的衡量标准，而在“碎片化”已然成为传播和阅读的大势所趋之时，作为乱贴滥用标签之典型的“标题党”现象，不但由来已久而且正在变本加厉。例如，在今天的微信舆论场中，从饱含强烈情感色彩的“轰动”“震惊”和“惊呆”及随处可见的大大的感叹号，到“致癌”“救命”和“求扩散”等以警世面目示人和迅速抢占道德制高点，各种只求提升阅读量和关注度而罔顾事实和误导公众的“标题党”充斥着各种移动终端。更为可怕的是，我们似乎真的已经进入到了所谓的“后真相时代（post-truth）”，即不管传播的信息本身是否真实可信，只要它带来了预期的传播效果，那么它的真实性却反而变得“无足轻重”了。于是，尽管很多人知道了类似某论坛近年广为流传的“社保真相”帖，以及某物理学博士的“核雾染”之说等，基本上都是属于专业知识极度匮乏，事实上也根本经不起推敲的蛊惑之言，但是很多人也依然是乐此不疲地加入到了继续大肆接力传播的队伍之中。难以想象的是，当有关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和官员贪腐等公众关注热点问题的各种谣言，被成千上万遍地加以不断重复，究竟会给整个的社会舆论生态带来怎样的消极影响？

　　综上所述，“大众麦克风时代”的来临，已经大大模糊了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界限，因此乱贴滥用标签的行为和现象，已不仅是事关媒体的责任感、使命感及自律水准的问题，而是变为与新形势下政府、媒体和公众三方的媒介素养及其提升问题紧密相联。简而言之，要切断滥用标签对舆论生态的影响与危害。当前，不仅有关各方都应当真正依照和遵循“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的职责和使命行事，同时也更需要拿出更多的勇气和信心去做出打破前述诸般恶性循环的“临界最小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