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时有媒体报道，一些“村霸”横行乡里，甚至盘踞一方作恶，群众怨声载道。这一现象，已引起高度重视。今年1月，中纪委第七次全会强调，加大对“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的整治，决不允许其横行乡里、欺压百姓，侵蚀基层政权。1月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了《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积极维护农村和谐稳定的意见》，强调各级检察机关要坚决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刑事犯罪，突出打击为“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职务犯罪。3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两会上作报告时再次强调，“突出惩治欺压百姓、胡作非为的‘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推动完善乡村治理”。

　　纵观这些“村霸”不难发现，他们背后都有一定的“靠山”“后台”，与当地基层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甚至不少是在职或退职的村干部。否则，这个“村霸”不可能在一地长期存在、为害一方。因此，在短期内惩治这些“村霸”，当然应该打掉其“保护伞”，为普通群众伸张正义，维护老百姓的合法权益。但要根治这一乡村“恶瘤”，还须铲除其存在的社会“土壤”，建构新的乡村治理机制。

　　这些人之所以能够称霸一方，除了与某些基层领导干部结成“利益联盟”，背后有这些腐败官员的撑腰和庇护以外，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有其存在的社会“土壤”。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正处于个体化转型之中，一些农民缺乏有效结合而往往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之中。面对乡村公共建设不能形成有效合作，面对公共灾害不能进行有效抵抗，面对权利被侵害不能进行有效抗争。但同时，人作为一个“社会性动物”，又需要一定的社会交往，再嵌入到某种社会关系之中。尤其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留守在家的基本上是老年人、妇女和儿童，无论是生产上还是日常生活上更需要相互合作或外力帮助。对此，如果当地政府不能向这些农民提供有效的社会组织或网络支持，抑或既有的组织不能吸纳普通群众参与其间的话，这些需要再嵌入、再合作的普通农民就很容易基于血缘、亲缘或宗教等联系建构起一定的亲族、家族或宗教等组织，导致一些农村地区宗族势力抬头、宗教力量蔓延。问题是，这些民间组织极容易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控制、操纵，成为他们角逐村庄权力，并用攫取的权力谋取自身利益的一种工具。当这些人成为村干部以后，他们更加善于运用体制性和非体制性资源，巩固和加强自身的势力，以致最终成为一个基层治理中的难题。

　　处在基层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第三域”的这股力量，一旦缺乏有效规制，势必“异化”，沦为“村霸”。尽管我国农村普遍实行了村民自治制度，但是绝大多数村庄的民主治理机制并未真正建立起来，村干部的权力实际上处于无制衡、难约束的状态。

　　即便某些村庄建立起了一定的民主治理机制（譬如，村务监督委员会等），但在一个个体化社会中也未必能够起到实质性作用。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之后，除了土地在名义上仍然属于集体以外，农民跟村庄集体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实质性利益关联，一些村庄的公共事务乏人问津，甚至无人参与，农村公益事业建设少有人关心、热心。许多村民甚至不知道本村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是谁，因为没有利益关联，他们实际上也不关心谁当村干部。与此同时，个别地方的基层政府与农民群众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弱，就好像政府是一层油一样浮在水面上，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悬浮型政府”。如今，某些地方的农民除了办结婚证、准生证等必需的证明以外，几乎不与政府相往来，也不跟乡村干部打交道。这些都为一些“村霸”横行乡里提供了极好的社会条件。

　　因此，从根本上治理“村霸”，必须铲除其存在的社会“土壤”。首先，针对个体化农民一盘散沙问题，政府要积极引导农民组织起来。普通农民组织起来，不但可以解决生产和社会上的协作问题，也会对村庄治理形成一种监督、制约作用。其次，要通过社区营造，重新构建生活共同体，培育农民的公共精神和集体意识，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关心村庄公共事务、参与村庄的公共治理。同时，在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应探索建立制度性联系。良好的社会治理，离不开政社之间的良性互动。当前最紧要的是，在基层政府和群众之间需构建制度化的沟通—互动机制，实现农村社会的网络化治理。譬如，探索构建群众利益表达—协调—保护机制、群众民主参与机制，搭建公共合作平台，等等。通过这些努力，既可以及时有效地吸纳农民的利益诉求，让农民能够有序地参与到自己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中来，又可以非常有效地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到农村社会，转化为农民的自觉行动；既能激发社会活力，又能保持社会和谐。总而言之，这些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