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6年11月25日发布《罗一笑，你给我站住》，到12月24日罗一笑不幸离开人世，“罗尔求助”事件引起了社会的持续关注。其间，舆论几度反转，并涉及慈善法中的许多法律适应问题。结合这个公共事件，可以对相关法律规定进行深入解读并提出一些建议。

　　慈善募捐行为的界定能否适度调整

　　现行慈善法对慈善募捐给出的界定是：“慈善募捐，是指慈善组织基于慈善宗旨募集财产的活动。”这事实上规定了慈善募捐必须以慈善机构为组织者。对照这个法条来看，罗尔作为罗一笑的直系亲属（父亲），没有通过慈善组织募集资金，因此在《慈善法》意义上，其行为并不属于合法的慈善募捐，而只能是一种个人求助。

　　慈善法中的“慈善”概念，更多是“现代慈善”的特指，并不是传统文化语境下的“慈善”。按传统上的理解，人们会把面对面、一对一、帮助帮扶等行为都归集到慈善中。这就造成了公众常识与法律界定间的不一致，自然也会引起思想上的混淆。事实上，从法律意义上讲，个人求助是很难得到现行慈善法保护的。但考虑到社会现实，建议慈善法在对慈善行为进行界定时，既要考虑现代慈善的组织行为特征，同时也应兼顾“个人求助”行为的传统文化特征。把二者都纳入法律框架下予以规范，才是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题中之义。

　　对个人求助行为可否实行“T+1”制度

　　“罗尔求助”事件中，为什么出现那么多反转，很大一个原因就是面对不完整的捐助信息时，难免发生上当受骗的情况。如果募集资金的信息不准确，甚至有可能变成诈捐诈骗。对慈善募捐的真实性，慈善法是有相应要求的。慈善法规定：“慈善组织和慈善信托的受托人应当在前款规定的平台发布慈善信息，并对信息的真实性负责。”

　　但慈善法没有对个人求助提出信息真实性的相关要求，那么个人求助的真实性如何加以保证呢？是不是就意味着可以脱离监管呢？事实上，个人求助作为一种要约，相当于与他人的合同。因此，个人必须对真实性负责，否则不仅捐赠者可以解除合同，而且捐助者发现受骗时还可以告发。

　　问题又来了——现实中上当受骗讨回公道的成本较高，怎样才能更有效地保护捐助者权益呢？在这里给出的建议是，必要时可以对不属于最紧急范围内的个人求助实行“T+1”制度，即要求等到第2天或24小时后再正式启动，从而给公众一个识别期或鉴别期。

　　相关部门如何履行职责及时介入管理

　　慈善捐助一旦出了问题，谁来管？慈善法明确规定，民政部门是慈善募捐相关问题的主管单位。但就个人求助来说，由于其不在慈善募捐之列，甚至不在慈善活动之列，它的资金管理该由什么部门来监管呢？应当是公安部门。这有点类似于非法行医的管辖问题：卫生（卫计）部门管的仅仅只是有营业执照的医院医生，没有执照却开展行医的行为一般由公安部门管理。

　　公众乃至部分媒体认为，类似于“罗尔求助”事件理所应当是“慈善活动”“慈善募捐”，民政部门如果不介入、不发声，就是不作为。这让相关部门感到两难和被动。其实，这个问题倘若换一个视角，个人求助虽不属于慈善活动，但民政部门同样管理社会救助。民政部门以社会救助主管部门的身份介入争议，其实也说得过去。

　　如何看待慈善捐助中的营销行为

　　对罗尔用文章的形式寻求捐助，不少人认为方法不对。如果遵循“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原则，其实难以对其给予负面定性。

　　一方面，我们应该排斥那种赚眼泪、博同情，过于浮夸甚至涉嫌骗捐的行为；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慈善营销是扩大慈善社会影响、增强公众参与感的重要形式。只要信息准确、程序透明、效果良好，还是能够帮助到急需帮助的人。因此，对待这种捐助方式，大可不必一棍子打死。

　　在当前这样一个“注意力”的时代，慈善要获得吸引公众，要有新理念和新方法。一些慈善机构和商业机构有过一些尝试，如附赠商品出售活动等。但在慈善活动中注入营销，也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不习惯”，这是可以理解的。法律如果能在这方面给予定性，可能会起到较好的引导效果。

　　在“罗尔求助”事件中，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比如，过多的捐赠如何处理？公众、媒体应当持一种怎样的态度？总的来看，相关争议反映我们在普法的道路上还任重道远，在法律规制建设上还有待完善。

　　（作者单位：上海民政科研基地华东政法大学社会组织与社会创新创业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