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科学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要从供给侧入手，通过激发创新，改善要素质量和供给结构，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和发展质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在2017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发挥好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在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同时，更加科学地认识需求的作用，是“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内在要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多的是要解决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结构性问题，既要培育具有创新能力的微观经济主体，又要提高要素质量适应经济结构升级的需要，还要推动体制机制改革以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发展特征。这是系统性、全局性和长远性的改革。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一些具有系统性、全局性和长远性的政策措施有较长的时滞效应，因此需要保持政策定力，引导人们形成稳定、积极、乐观的预期。要保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功，还需要经济平稳增长的宏观环境。只有重视总需求的“稳”的作用，才能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奠定坚实的基础。这就需要短期内的需求政策与之相配合。

　　发挥好消费的基础性作用

　　最终消费是保持中高速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观察近年来消费、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发现，最终消费的贡献在2008年特别是2010年以后呈现出波动中上升的趋势，在2016年达到64.4%，拉动经济增长4.3个百分点。而投资和净出口的贡献则均表现为波动中下降趋势，尤其是净出口的贡献在大多数年份为负。这意味着净出口不但没有促进经济增长反而拖累了经济增长，2016年净出口的贡献为-6.4%，向下拉动经济增长0.4个百分点。总体来看，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稳定，2000年以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在3—5.6个百分点；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不同年份波动较大，在1.9—8.1个百分点之间，考虑到其贡献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它很难再次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鉴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净出口因素的不确定性加大，难以发挥稳定经济增长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我国经济增速换挡的过程中，最终消费逐步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据统计，2011年高收入国家居民消费支出与GDP之比平均为61.4%。其中，美国和英国略高，分别为69%和64.6%；日本、德国、法国、加拿大和意大利等国为60%左右。这一水平与最终消费对我国GDP的贡献率相近，在很大程度上表明，我国经济正在由投资拉动的赶超经济体向消费拉动的中高速增长的成熟经济体转型。这也为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推动居民收入持续增长

　　不断上升的人口规模是实现以消费为主要推动力的经济增长的基础条件。二孩政策放开以后，我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好的变化。据估计，我国人口总量将在14.5亿左右达到峰值，而2017年人口总数为13.9亿，正在向人口峰值逼近。从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到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我国人口出生率稳步提高，2017年为12.43‰，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32‰，基本恢复到2003年的水平。这意味着，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开始对居民生育决策产生积极影响，并会逐步优化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进而改善消费结构，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提供人口保障。

　　收入持续增长是消费增长的现实条件。尽管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长率有所下降，但城乡居民收入依然保持较快增长，且在2010年以后均快于经济增长。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974元，同比增长9.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3%，而当年GDP实际增长6.9%，人均GDP增长率为6.3%。此外，就收入结构而言，2017年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6396元和13432元，分别比2016年增长8.3%和8.6%，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6.5%和7.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高于城镇居民，这就意味着农村居民收入会逐渐向城镇居民收敛，从而为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提供重要保障，是消费可持续增长的巨大潜力所在。另据统计，2005—2014年中国境外消费年均增长率为25.2%，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的两倍；2014年中国境外消费规模高达1649亿美元，占全球境外消费市场份额的10%以上，连续三年位居世界第一。这意味着，城镇居民有巨大的高端消费需求待满足，这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通过促进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合理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有助于保障消费对稳定经济增长的作用。

　　破除抑制消费扩张的结构性因素

　　从总量上看，城乡居民巨大的消费潜力是发挥消费基础性作用的核心动力，但从结构上看，尚存在一些抑制消费扩张的因素，需要针对性地加以妥善解决，以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更好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收入结构方面，要注意防止经济下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逆收入分配现象。尽管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依然快于经济增长，但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居民收入增速也在放缓，而且不同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率出现了分化。基尼系数的变化反映不同收入群体的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的差异。其中，基尼系数下降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快于高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的结果，相反，基尼系数上升则是高收入群体收入增长快于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的结果。从数据上看，2008年以来，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总体呈下降趋势，这主要来源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以及中低收入群体收入的上升。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65，比2015年提高了0.003，未能保持2008年以来基尼系数的下降趋势。具体来看，2016年，居民收入五等分组中的高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率为8.65%，与中高收入群体相当，高于中等、中等偏下和低收入群体。2017年，这一收入增长结构没有发生明显改变。收入差距扩大会引起居民消费行为的变化，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速的下降将抑制其消费潜力的释放。

　　消费结构方面，需要重视不同收入群体在消费门槛上的显著差异。据估算，2000年，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94.74%和76.59%，2010年分别降至70.91%和70.90%。其后，两者出现分化，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开始上升，到2015年恢复至80%左右，而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直到2014年才停止下降趋势，2015年为74.9%。虽然二者变化趋势一致，但原因并不相同。其中，制约以城镇居民为代表的高收入群体扩大消费的是国内高质量供给不足，这一点可以被逐年增长的海外消费规模所证实。而对于以农村居民为代表的低收入群体而言，国内供给可以满足其消费升级需求，该群体消费倾向的下降主要来自收入约束。有研究表明，低收入群体对耐用消费品、教育、医疗以及住房等支出的收入弹性较高，在收入还不足以支付消费升级需求时，就会被动形成大量的居民储蓄，不利于消费潜力的释放。

　　综上所述，最终消费是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而这受益于我国人口众多和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但供给侧和需求端的结构性不匹配是消费扩张的障碍。为此，在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改善供给结构与扩大需求两手都要抓，以熨平可能出现的经济波动。此外，还要注意防止经济下行过程中的逆向收入分配问题，挖掘城乡居民消费潜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代际传递机制比较研究”（13AJL006）、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收入分配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