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费是政党运行的重要经济来源，是衡量政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识。中国共产党党费（简称“中共党费”）广义上泛指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和活动的经费，狭义上专指党员向党组织交纳的用于党的事业和党的活动的经费。它反映党的政治活动状况，是党的建设的重要课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费研究被纳入学术视野，涵盖党费的历史、制度与现实，揭示党的经济、组织、制度等面相，取得相当进展。本文从狭义党费概念出发，立足中共百年视野，梳理该研究领域的发展历程，分析视角变化与热点问题，揭示当下研究的范式分合与问题困境，展望未来研究进路。

一、中共党费研究的历程回顾

中共党费研究根据研究的语境和内容的变化，可划分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起步、21世纪头十年的发展和2012年新时代以来的拓展三个阶段。

从1978年到2000年，中共党费研究在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党史研究繁荣发展的语境下，处在研究起步阶段。“文革”结束后，党规党法建设的现实需求与党史资料大规模地整理出版，为党费研究起步提供了原初条件。作为1978年以来出版的首部大型文件集，中央档案馆编、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至1992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49）》（第1—18册）收录了党章、报告、通知等约30份涉及党费条目的文献。根据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要求，中央档案馆与广东、江苏、四川、陕西、山东、河北等省档案馆合编了一批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编，为党费研究的地方视角提供了资料条件。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1997年至2012年陆续出版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21册）披露了一些有关联共中央、共产国际与中共党费问题的相关文献。在加强党内法规建设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办公厅法规室、中共中央纪委法规室、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编，法律出版社自1996年陆续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选编》（1978—1996、1996—2000）收录了新时期以来的一些党费文件。相比资料整理的成就，这一阶段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较少。主要是在国外政党研究领域，包括党费在内的政党经费成为政党比较的要素。此外，还有少量党费政策解读的文章和规范党费工作的党务手册。

从2000年到2012年，党建研究热兴起，党费研究步入发展阶段。在文献整理方面，由中组部主持编纂、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共13卷19册）第8、9卷首次系统收录了自建党至“文革”前的8份中央党费文件。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6册）披露了一些新材料。《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选编》（2001—2007、2007—2012、2012—2017）陆续出版，不断推动党费文件向现实延伸。党费文献从相对零散走向集中整理，为党费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基础。

这一阶段，中共党费研究呈现出视角多元性与内容丰富性的特点，产生一些高质量成果。单一的中共党费研究扩展为世界政党经费研究，内容不再囿于党员交纳的狭义党费，还涵盖广义的政党活动经费。历史学者考察地方党组织的党费征收、党费制度演变、早期党费与共产国际经济援助的关系等问题，增进了对中共党费的来源、制度建构与财政关系的历史认知。政治学者把政党经费纳入国外政党比较视野，一些论著辟有专节予以介绍。在实务方面，2006年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的《党费管理手册》以党费管理现行文件、会计法则为据，系统阐述党费的收缴、管理、使用、核算、检查、监督等工作，成为首部解释党费政策、服务党务工作的权威工具书。研究者从党史党建领域扩大至政治学界，表明党费研究多学科介入的现实。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费研究步入拓展阶段。全面从严治党使党内法规文献得到更系统的整理，党费交纳的不规范问题引起社会关注，为深化党费研究提供新动力。中央档案馆等编、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1—50册）收录此一时期的4份党费文件。这些文献的公布扩大了党费研究的资料基础。

这一阶段，中共党费研究从精深的历史研究转向现实导向的对策研究。一些学者对党在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党费开展扎实细密的个案研究，涉及建党初期党费与经费关系、地方党组织经费与党费、根据地乡村党员党费、党费制度建构等，呈现历史语境下的过程和细节。由于“核查党费收缴情况”是十八大后的巡视工作内容之一，党费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需求，党建学者开展了一些问题导向的对策研究，强化了党费研究服务现实的功能。

二、中共党费研究的热点透视

在政治学、历史学、党建学的介入下，中共党费研究围绕党费理论、党费发展史、党费工作创新三个方面展开。

（一）制度维度下的党费理论研究

界定党费概念，厘清党费与政党经费的关系，是这一研究的学理起点。伴随政党研究的兴起，政党经费被纳入政党比较视野，成为讨论国外政党财政的核心问题和中共党费问题的有益参照。学界认为，广义的政党经费泛指政党的事业和活动的经费，包括经费的筹集、使用与管理；狭义的党费专指党员交纳的党费，包括党费的交纳、使用与管理。1990年，刘春最早向国内学界介绍了西方国家政党经费情况，指出其由党费、政治捐款两部分组成，党费制度分为西欧多数政党实行的全员制、以日本自民党为典型的特定义务制、以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为代表的报偿制三种类型，政党经费的筹集与政治腐败具有关联性。此后，政治学界对政党经费问题有了更多关注，既有一般性的政党论著的专节介绍，还有一些对国外政党、民国政党经费的专题研究。值得指出，孙林专列党费型政党，指出党费是最普遍的党内融资形式，并分析了不同类型的党费交纳制度。

尽管中外政党类型不同，但一致认为政党经费与狭义党费存在包含与被包含关系。从来源看，现代政党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党员个人缴纳的费用、国家拨款给予的资助、企业团体或个人的捐助。由于经费来源的多元性，狭义党费仅是政党经费的一个部分。就比重而言，有学者认为组织体系比较严密的政党，党费占党的经费比例较大。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看，夺取政权时期的革命政党用于党的事业和活动的经费来自党费、党外协助和党内派捐（义务捐），而党员交纳党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传统，是各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党建原则之一。

在中共历史上，党费同党的经费经历了从早期的混用到概念分离的变化。1922年6月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报告中所称的“党费”即党的经费，其来源仅有国际协款和自行募捐，并不包括党员缴纳的党费。1922年7月首部《中国共产党章程》将“党费”列为党的“经费”之一，明确为党员缴纳的费用，逐渐同党的经费有了区分。现今，无论是党的文件、政治理论辞书，还是党建部门、理论界，使用中共党费的概念均专指党员按照党章规定定期向党组织交纳的用于党的事业和活动的经费。

就中共的党费与党的经费的关系来说，前者构成后者的来源之一。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的经费主要来自党外协助、党内派捐（党内义务捐）和党费，党费所占比重不高。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或有过党务经费自给的想法，未有实行；目前，党的经费除党费外，主要来自国家财政，中央党务部门预算列入全国人大审查的中央预算。

关于党费工作的内容，学界将其分为交纳、使用和管理三个主要环节。在交纳方面，根据国内外政党的有关规定，有全员交费制、特定义务制和报偿制三种交纳党费的制度。无产阶级政党实行全员交费制，中共强调“党员交纳”“全员交费”的义务性与纪律性，党费交纳有主动、按时、足额三个原则要求。党费使用范围根据党务形势的发展变化而不断调整，形成作为党员教育经费补充的五项基本用途，2017年下发的现行文件把具体列支细化为教育培训、党内学习教育、党内表彰、修建党组织活动场所设施、编印党员材料、购买党徽党旗、党费财务管理支出等六个方面的相关费用。党费管理则由党委组织部门代党委统一管理，具体由党委组织部门承担党员教育管理职能的内设机构承办。

关于党费功能，党费被视为规范政党生活、维持政党运转的重要保证，具有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功能。学界指出，党费既有资助党的经济的物质价值，又有体现党员政治信仰、组织观念的精神价值，发挥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作用。历史上的“特殊党费”承载有多种功能，如2008年汶川地震中的“特殊党费”及其援建项目实质上成为一种异于普通捐款的特殊公益模式。

关于党费制度，学界讨论了其在党内法规研究中的角色，认为它是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党内法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来说，它由收缴、管理、使用审批、报告、检查、监督等制度构成。党费制度还被纳入党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纪律建设的范畴，与坚定政治信仰、加强组织建设、严明纪律具有密切联系。

（二）历史维度下的党费发展史研究

制度演变是党费历史研究的热点。关于制度的缘起，学界认为它源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传统，是中共贯彻共产国际要求和学习俄共（布）党建经验的产物，同时符合民国初年中国党派交纳党费的惯例，且是中共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关于制度的发展，主流观点是依据党史分期的“三分法”：民主革命时期制度的初创和探索；新中国成立后制度形成基本框架；改革开放时期制度的系统化科学化。有的依据党费文件提出“五分法”：1921年至1945年的初步探索形成；1945年至1966年的发展完善；1966年至1976年的严重破坏；1976年至1992年的重新恢复和逐步发展；1992年以来的成熟和发展完善。有的根据制度发展程度分为五个阶段：1921年至1951年的创制；1952年至1966年的调整；1966年至1979年的破坏；1980年至1993年的恢复；1994年至今的成熟。关于制度演变的节点，较为一致的看法是：1922年二大党章是制度建设的起点；1941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党费的决定》是制度初步形成的标志；1956年《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员缴纳党费的规定》是制度框架形成的标志；1998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中国共产党党费收缴、管理和使用的规定》是新时期制度发展的标志；2008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中国共产党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的规定》是现行党费制度更加成熟的标志。关于制度演变的影响因素，全党的经济独立、政治成熟、央地组织的互动、组织与个体的统一是党费制度发展的动力。

不同于前述制度变迁的考察，聚焦地域历史，借助地方档案，进行个案实证研究，成为21世纪以来党费研究的学术增长极。史学界从党的组织与财政的角度，发掘利用地方史料，开辟党费研究的地域视角，把研究目光从依据党的文件的政策性解读转换为党费在地方组织运行中的实态与角色。这一转向受到日本学界中共研究的微观视角、精细史料、细腻考证的影响。高桥伸夫通过对1927年至1929年河南省党组织内部结构的分析，认为此一阶段下级支部很难完成党费征收，地方党组织经费缺乏，展现区域研究的个案取向。其后，王奇生秉持同一研究理路，利用广东地方历史文件集，考察1927年至1932年广东中共地下党，指出广东省委经济趋于危困，曾试图通过制定党费征收条例来缓解“党员养党”与“党养党员”两难的问题，但此时“广东党员大多数没有缴纳党费”，这种经济压力折射出革命与谋生的张力关系。该项研究引发史学界对于中共党费历史状况的持续关注。

中共早期的党费状况与政党独立性的关系是一大研究热点。杨奎松考察了自1920年至1943年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经费援助的情况，从侧面揭示中共早期自筹革命经费的困难，党费对党的经费的补充作用甚微。陈彩琴以上海为例，认为早期地方党组织自筹经费时党费占比较高，经费困难使党费的经济意义凸显，经费缓解使党费的政治意义受到强调。何益忠考察了党在创建时期的政治活动与资金状况，认为党费收入相当有限，革命经费的紧张造成依靠共产国际外援的状况，从而影响了党的存在方式。上述研究分析了党费在党的经费构成中的占比，从经济视角分析共产国际、中共与中国革命的独立性问题。

延展至整个革命时期，党费征缴是中共筹集革命经费的渠道之一，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并不构成党的经费的主要来源。何益忠认为土地革命时期党费不能满足革命活动资金的需要，党的活动经费主要来自共产国际的援助和根据地“打土豪”，前者既是理解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一个视角，也是党内雇佣革命观念盛行的主要诱因，而后者有助于增强党的独立性，但又带来廉政建设方面的负面影响。代雅洁、杨豪考察了华北根据地乡村党员党费交纳存在的不主动、不自觉、不规范、靠上级催促完成的现象，认为党员教育缺失、敌后形势严峻、党员经济贫困是主要因素，党通过加大党员教育、启动惩罚机制、调整党费交纳制度等措施进行了有效应对。王建华整体考察了革命时期党费收缴规定的变化，认为革命环境险恶、职业革命家缺乏收入来源、党员大规模发展带来的素质下降等因素造成征缴困难局面，通过分析党的组织建设必须兼顾地区与个体的差异、组织改造个体和个体塑造组织的互动，揭示了党的经费与党的成长的内在肌理。李荣田认为，中共以革命时期党费经验为基础，在全国执政初期对党费的缴纳标准、征收规定、使用范围、监督报告等制度进行一系列调整，形成了党费制度基本框架，为后来的发展完善奠定了基础。这些研究丰富了党费的历史面貌，对党费制度和现实对策的研究亦有启发。

（三）现实维度下的党费应用性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党费工作适应执政党建设的要求，不断改革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学界结合党务实际，围绕党费的问题与对策发表了一些成果。

关于党费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对高校、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部门领域的分析。有的将党费交纳存在的普遍问题归结为催交、拖欠、代交、代扣、超前、瞒匿等六个现象。在市场经济、社会流动和科技革命的背景下，党费收缴还存在标准相对宽泛、方式单一、手段落后、设施陈旧、载体不足等新问题。在国有企业，受企业改革影响，党费收缴面临年薪制党员的党费额度和交纳渠道、流动党员交费、党费减免、网上交纳党费等新问题。在高校，党费收缴存在标准不一、被动收缴、难以按时、不能足额上缴等情况。党费的使用和管理也存在局限，党费使用范围与党员精神需求不相称，党费使用审批程序的繁琐束缚了党费使用，党费管理的专业性、透明化程度有待提升。

其中，党费交纳不规范是比较突出的问题。按期交纳党费是党员应尽的一项义务，不交纳党费是党员自行脱党的一个条件，也是违反党的纪律的一种重要情形。党的十八大以来，“党费”在党的巡视工作中成为一个高频词汇，“党员交纳党费不规范”成为一些被巡视单位党建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补缴党费也往往是单位整改措施之一。有论者利用人民网的舆情数据调查发现95％的网民认为交纳党费是党员必须遵守的最起码的政治规矩，党员交纳党费不规范问题并非个例并且性质很严重，治理党费交纳乱象需要多措并举。学界普遍认为，目前党费收缴取得显著成效，是反映全面从严治党成就的一面镜子。

关于党费制度改革的思路，学界认为加强党员思想政治教育、建立健全制度、创新体制机制、运用新技术等是基本路径。一些学者提出设立“党费日”机制以提升党费收缴的自觉性，调整党费使用的范围和用途（用于群众）以创新党费使用模式，强化党员教育管理、建立党费收缴预测制度、健全党费管理问责机制、完善党费检查监督制度、建立信息化党费管理系统等建议。

三、中共党费研究的未来展望

中共党费研究已经取得相当进展，形成以政党比较为导向的理论型研究、以历史考察为导向的经验型研究和以党务现实为导向的对策型研究的鼎立格局。前者在政治学视域下，聚焦国外政党经费制度的来源构成、组织运作与功能作用，为中共党费研究提供了他山之石的借鉴；中者在历史学视域下，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财政经济、制度的历史语境出发，考察党费的源流发展、制度建构、实态运行与经验教训，廓清中共党费历史脉络，揭示党费与党的成长发展的关系；后者在党建学视域下，分析党费工作现实问题，为加强和改进党费工作提供对策。这些研究从制度、历史、现实的维度揭示了中共党费的多元面相，拓展了其研究空间。

检视既往研究，可以发现存在如下突出问题：

第一，在研究视角上，历史眼光、理论建构与现实关怀缺乏必要的贯通。研究大多偏于党史党建一隅，囿于党费自身、缺乏统合，视野相对狭小、宏阔不足，相关学科缺乏应有关注。比如，缺乏法学视角，则党费制度的法理基础无从建构；缺乏经济学视角，则党费在经济供给与政党运转之间的角色难以探究；缺乏社会学视角，则无从解释政党通过党费是如何建立国家与社会的联结机制。可见，拓展视界、丰富视角是未来研究再出发的必要之举。

第二，在研究内容上，存在史论隔离的倾向。有的研究侧重于历史考察，有的研究重心置于国外译介，有的研究偏好于实务操作。具体如：党费研究的时段很不平衡，史学研究聚焦革命时期，未及当代时段；理论研究偏重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导致对于全国执政后中共党费的国家化、制度化、体制化的变迁还缺乏应有的结构性诠释；政党研究主要放眼国外政党比较，多不触及中共本体，缺乏对中国本土意识下的中共党费的主体性研究；对策研究时常拘泥于党务操作，偏好现有政策解读，不乏学术泡沫。对这些研究不足的纠正，或可成为未来研究发展的增长点。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理论方法意识有待提升。从史料意识来说，研究者对党费文献的发掘、整理和利用还有不少拓展空间，如中央组织部编《组织工作文件选编》《组织工作通讯》《组工通讯》，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各地省（市、自治区）委文件集等史料，还鲜有利用。通过拓展史源、甄别史料与科学解读，有助于推进中共党费历史研究的丰富性和多元性。从理论意识来说，国外政党研究的本土意识还有所不足，译介多于研究、以“西”解“中”等问题不一而足，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共产党与国外政党的比较，造成中国特色的党费制度体制的学理性解释力不足。从现实关怀来说，党费对策性研究还停留在浅层次的政策条文解读，对于党费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还缺少大数据的调查研究；法理意义上的党费制度同党的制度特别是党内法规体系的适应性研究尚属空白，寻求党费制度创新改革之道的见解还不够深刻。这些方面的局限构成了未来研究拓展的重要方向。

展望未来，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进一步推动中共党费研究。

首先，加强历史与比较研究。伴随中共走向百年，党费问题贯穿党的历史的全过程和各方面，需要加强纵横结合的“十字结”研究。在历史的坐标系上，纵向的历史考察须注重对新史料的搜集和使用，在研究时段上弥补1949年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短板”，形成中共党费百年演变的完整链条。在横向的发展比较上，既要加强中共党费各发展阶段的自我比较，揭示其在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延续、发展与变革的趋势；又要加强中共党费与其他政党的比较研究，揭示中共同世界各种类型政党的异同。通过不同类型的对比，可以发现不同政党的特性与发展规律，借鉴世界政党经费制度的长处，推动新时代党费制度的创新发展。

其次，深化政党基础理论研究，诠释中国特色制度的显著优势。党费涉及政党的财政收支、党务活动运转和政党形象建构。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语境下，只有揭示中共党费制度体制适应中国土壤、形成自身显著优势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方能增强包括党费制度在内的中国特色先进政党的制度自信。从现实观察，研究者需要不断深入研究中共不同于一般西方政党的显著特征所在，比如党员交纳党费的全员性，政党经费和国家财政的根本一致性，党费在联结政党与社会之间的机制，作为党内法规的党费制度的法理基础，等等。

最后，聚焦时代之问，加强中共党费制度创新。近百年来，中共党费制度是适应世情、国情、党情、民情发展变化的产物。制度创新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要求，建立完善科学有效的党费制度是党内法规建设的重要任务，有利于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制度支撑。目前，中共党费研究并无一部专著，对党的制度创新的推动作用相对较弱。其原因在于：一方面，作为党的经费的组成部分，党费涉及政党的财政问题，党务部门预算公开信息有限，党代会的党费报告难以收集，进行全国性的大数据分析还很困难；另一方面，党费从制度到实践的运行均在党务系统内，具有党建工作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一般研究者难以就此开展调查研究和参与式观察。由此，党费研究不仅需要研究者自身广泛收集资料，也需要党务部门的配合与协助。这就进一步要求研究者注重历史、理论与现实的统一，为加强党费制度创新提供植根中国大地的学理支撑。

作者：耿化敏，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