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黄力之,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上海 200233

　　内容提要:

　　提出“文化自信”的意义在于追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基因之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基因既来自于一般的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但又是发生了新的异变的基因,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没有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国可以存在,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能存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先进分子将自己身上的传统文化基因与外来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基因进行有机融合,主要在两个层面进行:一是实践理性观;二是变通的、创新的、与时俱进的理念。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确具有遗传复制的文化功能。

　　关 键 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自信/精神基因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报告有如下论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成功开创,乃是由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党的全部历史、特别是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历史活动是紧密相连的。“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九十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1]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奋斗的逻辑结果,也是其逻辑过程的展开。可以广义地把党的奋斗历史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长史,本文所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基于这一理解。

　　一、“文化自信”意在追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基因

　　置于民族国家语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内涵是由民族复兴来体现的。今天,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正在成为现实,中国正在重新返回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取得成功?不仅是整个世界,就是中国自身也需要回答这个问题。

　　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这“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2]提出三个“更”的意义在于追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基因之所在,以自觉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人的精神动力的历史延续性和必然性。

　　为什么说提出“文化自信”意味着对精神基因的追溯呢?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谈到中华文明和文化时就明确指出:“中华文明有着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力量。我们的同胞无论生活在哪里,身上都有鲜明的中华文化烙印,中华文化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基因。”[3]可见,文化与精神基因是同等程度的概念。

　　那么,为什么在文化之外还要使用精神基因这个概念呢?基因本是一个遗传学的概念,显然精神基因是一种形象比喻或隐喻,意在肯定文化精神具有代代相传的特征,或者说具有自我复制的性质。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基因与中华民族精神基因的关系

　　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基因,首先要弄清楚其与中华民族精神基因的关系,因为后者是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概念,是前者存在的基础。

　　在中华文明史上,可以称为中华民族精神基因的文化理念有哪些呢?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概括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观,如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等等,共十五个方面。“这些思想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这些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4]

　　当上述文化基因或者精神基因成为中华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时,也就意味着其对历代中国人的一切历史创造行为持续产生影响,包括今天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但是,能否说这些精神基因直接规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方面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此中的基本逻辑是,这些精神基因存在已久,它们对中国人的规定性是确定的,对中国历史发展模式的规定性也是确定的,但是,这种规定性在近代、确切地说在19世纪中后期就发生了相对的断裂,而且这种相对断裂本身就说明了这些精神基因的局限性——它们可以复制传统中国,但不能催生现代中国,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现代中国的基本内涵。

　　当然,这需要作出辩证的理解和阐释,不能持非此即彼的线性思维方式。符合辩证法的解释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基因既来自于一般的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但必须是发生了新的异变的基因——正是新的异变的存在才催生出现代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我们的任务是寻找并确认那个新的异变的基因。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上说,这个精神基因既有传统基因的因素,又有新的外来因素,它们合成为一个新的基因。

　　这个新的精神基因是什么呢?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文化自信”时,对其外延有一个界定: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这里区分出了中国文化自信之三大块构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实质上应该是两大块,因为后两块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并形成的,具有同一性,可以称之为中国现代先进文化,它自然拥有与传统文化相同的文化基因,但是它又有自己特有的DNA要素,这个要素是什么呢?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没有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国可以存在,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发生的。也就是说,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意味着精神基因的追溯时,必然要追溯到马克思主义何以成为精神基因,并如何与中国传统文化基因进行重组这一问题。

　　三、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介入

　　我们已经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基因自然会不断拷贝中国传统社会,但是,一旦传统社会难以为继,传统文化基因的原封不动的拷贝过程就会受到质疑,基因就要寻求新的突破。这里说的就是19世纪中后期以来的文化嬗变。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此后的中西方冲突中连连失败,“中国向何处去”成为中国先进分子思考的一个中心问题,一直到20世纪初。严复曾经有一说法:“中国自甲午一创于东邻,庚子再困于八国,海内憬然,始知旧学之必不足恃。”[5]所谓“旧学之必不足恃”,揭示了原有中国文化基因之局限,这一局限是在世界性的文化竞争中显露出来的。

　　海外中国文化专家殷海光在讲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优劣时就说过,在何为“优秀”的标准没有确立以前,关于文化优劣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但“如果我们拿‘适者生存’作标准来评判近代西方文化和在近代的中国文化,说谁优于谁,那么便不是无意义的”。他进一步解释说:“‘适者生存’的原则适于说明生物界生存竞争的大量现象。这个原则,稍作必要的修改,也可适用于一个一个的文化之生存发展和萎缩以至于消亡。如果任一文化能够适应它内部的要求和外部的环境,那么我们就说这个文化是优秀的。如果任一文化既不能适应它内部的要求又不能适应它外部的环境,那么我们就说它是不优秀的。”[6]在中西方文化比较的基础上,近代中国文化道路的逻辑是,凡自觉地认同西方思想——特别是科学和民主思想者,就会失望于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就会持批判态度。

　　当然,此后的实际过程是,一般意义上的西方文化很快就被同样是来自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所取代,毛泽东在1936年回顾道:新文化运动之初,“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到1920年,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文献以后,便“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7]

　　为什么刚刚拥抱了一般西方文化的中国人又拒绝了它呢?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分析是: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

　　1949年,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指出,1917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从中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思想,和艾奇逊(时任美国国务卿——引注)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的‘为以往的侵入者所从来不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相比较,不知要高出几多倍。其明效大验,就是和中国旧的封建主义文化相比较可以被艾奇逊们傲视为‘高度文化’的那种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一遇见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就要打败仗。”“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8]

　　我们需要特别关注毛泽东的这段论述。为什么说中国人学会了来自于欧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就完结了呢?为什么说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取得胜利的中国革命是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呢?尽管毛泽东本人没有展开讨论,但其逻辑是清晰明朗的,那就是,由于原生态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在世界文化比较中处于颓势,因而被人看不起;而在融入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要素以后,中国文化的构成得以改变,形成了新的中国文化精神基因,其引导中国走上了一条复兴的新路,革命胜利的事实不得不让人们对中国文化刮目相看。

　　如果说,1949年革命的胜利最初改变了世界对中国文化的看不起,那么在今天,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这个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收入超过当代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线,达到了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中国的国际影响和地位空前上升,达到了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一步。面对这一成功,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否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从而也就不可能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明效大验。

　　在此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基因,只能确认为马克思主义,准确地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不是别的什么。在中国崛起并呼唤中华文化复兴的今天,提出和认识这一点很重要,否则就要犯方向性错误。

　　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基因重组的必然性

　　当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基因确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说与中国传统文化基因就没有什么关系了,恰恰相反,正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内在作用,马克思主义才有可能融入中国文化结构之中。

　　的确,马克思主义是来自于欧洲的理论,这个地域规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并非毫无意义,因为马克思的理论是立足于欧洲资本主义现实的,是以资本主义发展到极限为前提的。按照这个逻辑,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尚难以直接成为中国问题之指南,因为中国还未整体地进入资本主义阶段,更谈不上资本主义发展到极点而走向崩溃。

　　但是,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就在这个时间段进入中国,而且很快被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此中的矛盾,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并非完全没有意识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施存统在1921年的《新青年》杂志上说:“我以为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都是拿产业发达的国家底材料做根据的;所以他有些话,不能适用于产业幼稚的国家。……如果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在表面上或者要有与马克思所说的话冲突的地方。”[9]当时的人们没有对此说有更多的关注,其实它已经预示了此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纠结——中国国情与“马克思所说的话”之间的冲突及其调节。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克服“不能适用于产业幼稚的国家”之制约,而成功引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呢?奥秘就是马克思主义自身作为精神基因与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对接重组,或者说,中国的先进分子将自己身上的传统文化基因与外来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基因融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精神基因。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缺乏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经验,一度只是机械教条地运用,导致一系列的失败挫折。血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本土之间存在复杂性,并非坚信就行。对此有着充分自觉意识的毛泽东说:“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10]应该说,毛泽东以食物吸收为比喻,形象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文化新要素的过程——在程序上说,吸收主体(遗传了原有基因的中国先进分子)在先,然后才去吸收外来文化因素(马克思主义),经过消化成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这已经类似于基因重组的过程了,否则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基因。这样便可以解释:没有马克思主义这一新的精神文化,中国便不可能依靠原有的传统文化基因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社会;而没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基因,马克思主义便不可能成功在中国立足,不可能持久地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形成新的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