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彪

□ 本报记者 蒋 浩

实体经济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石，是人民群众生活的物质保障。制造业直接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目前，很多地方政府根据“十四五”规划中提出的“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具体要求，纷纷在各自制定的“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制造业占比的具体要求。在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看来，这些要求看起来是为了稳定实体经济，其实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它不仅难以实现，而且不利于贯彻中央提出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要求。

制造业比重下降

是产业结构演化的一般规律

记者：目前，我国产业结构演变呈现怎样的趋势，为什么产生这种趋势？

刘志彪：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产业结构演进服从“配第-克拉克”定律以及库茨涅兹、钱纳里等人的研究结论。产业结构的演进呈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非农化和工业化，农业产出和就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持续下降，制造业构成的第二产业的产值和就业比重持续上升；第二个阶段是经济服务化，第三产业也就是服务业占产出和就业的比重持续上升。当代国家工业化完成尤其是“基本实现现代化”时期，第三产业产出和就业比重，无一例外地占六成甚至七成以上。

随着现代化新征程的开启，我国产业结构演进的二产化高潮也已过去。其中产值结构方面，2012年发生逆转，三产占比首次超过二产，分别为45.5%和45.4%。之后三产增速持续高于二产，比重持续上升，2015年超过50%，2019年攀升到53.9%。同期二产增加值占比由45.4%下跌到40.8%和39%。

从就业结构来看，经济服务化浪潮来得比产值结构变化要早些。本世纪开始，三产就业占比就已超过二产，但因户籍制度等原因，就业结构的非农化进程要缓慢一些，2014年二产就业人数首次超过一产，三次产业初现3＞2＞1的就业结构。现在产业结构一直是三产就业和产值比重均继续不断地增加。需要强调的是，即便经历了产业结构的上述巨变，日本和德国作为世界最重要的制造业大国与强国的地位并未动摇。即使发生了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我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反而更加巩固。因此，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制造业占比下降是客观规律也是必然趋势，我们不应纠结于其占比问题，而要深入思考如何推动优化升级、高质量发展。

巩固实体经济根基

要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记者：为什么我们现在强调稳定制造业，有哪些方面的原因？稳定巩固实体经济目前有哪些可取的方式方法？

刘志彪：第一，各地就业压力大。根据索罗中性偏向原理，制造业会偏向于节约劳动力的技术进步，从而导致就业量的减少。这个机制使制造业发展与增加就业相悖。实践中，处于就业压力下的地方政府，其短期选择就容易倾向于稳定制造业占比，但结果却有损于制造业的创新和技术进步。

如何解开这个悖论？应明确制造业只是创造国民经济效益的产业，而不是就业的“蓄水池”。就业的“蓄水池”应该选择大力发展服务业，而不是强行规定制造业占比必须是多少。同时，现在就业压力是结构性的、技能型的，普通劳动力则很短缺。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2018年末，受去产能政策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等因素影响，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有所减少。但第三产业从业人员达21067.7万人，比2013年末增加4726.2万人，增长28.9%。2019年互联网大会宣布，2018年单是阿里电商平台一家，就直接创造了1558万个就业岗位，间接创造了4082万个就业机会。

第二，GDP、财政的增长压力大。在进入现代社会后，制造业虽然是创造国民财富的基础产业，是经济效益的来源产业，却不是GDP、财政增长的主要来源产业，后者主要靠不断增长的服务业。实践中，由于投资主体仍然是各级政府机构，而只有制造业可以适合政府来集中搞大项目；相反因为服务业过于分散零碎，只能小打小闹，因此没有十分明显的增长拉动效果。在GDP、财政增长压力的驱动下，地方政府当然要强调稳定制造业占比。服务业虽然是最大的经济行业，但是它内部构成复杂，总体上呈现为二元结构状态：一是垄断性的“四通”（交通、融通、通信、流通）等部门；二是分散竞争的低附加值部门。前者不能自由进入，后者没有吸引力。

第三，担心服务业低生产率的“成本病”，导致制造业空心化的同时出现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服务业具有低生产率的特征，这使人们担心，鼓励制造业创新会导致中国制造业如西方国家一样地位下降，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从而动摇中国制造业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这一认识是错误的。制造业创新导致其占比收缩的“去工业化”，只是一个统计现象而已，随着需求规模的增长和分工深化，许多原本属于制造行业内部的服务活动（如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网络、物流融资等）被分离出来形成一个独立发展的、为制造业服务的新行业，即生产性服务业。统计上，下降的这些部分变成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这其实是制造业内部服务活动的外化。这种外化恰恰是提升制造业质量和效率的必须途径。

第四，认为通过提高制造业占比，就可以巩固壮大实体经济。其实，是否是实体经济，不是以部门或行业来界定，而是看其活动是否创造财富。如果违反产业结构变动规律，为提升制造业占比而盲目加大投资，造成产能严重过剩，那么这些过剩的制造活动就是浪费财富，就是泡沫。

巩固壮大实体经济的根基，关键是要鼓励制造业的创新活动，同时大力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而不是一味提高制造业占比。生产性服务业包含密集的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技术资本，是驱动制造业发展的强大心脏和聪明的脑袋，它的发展才是壮大实体经济的真正根基，才真正代表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占比可以检验一个国家制造业发展的水平和高度。

第五，中国实体经济根基不稳，根本的原因在于行业间投资收益失衡，而不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过度。这与我国产业结构存在重大失衡有直接的关系。2009-2018年，工业的平均毛利率一直在12%-15%左右，房地产业在30%-40%之间。金融业2009-2014年在18%-25%左右，2014年之后其毛利率从22%左右上升到2017年的60%左右，目前在50%左右。这样的资本收益率结构，自然不可能激励资源顺畅流入制造业，必然会造成对实体经济投资不足、产业间的发展严重失衡的困境。

因此稳定巩固实体经济根基的根本办法，在于鼓励要素市场化流动，破除产业部门垄断、放开进入竞争。

制定指导性指标

推动产业结构更加科学合理

记者：在目前产业结构演变趋势下，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多在哪些方面下功夫，您有何建议？

刘志彪：客观来看，“十四五”期间要实施中央提出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题，我们的功夫多半得用在提升服务业水平上。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深化，以智能化、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服务业引领制造业创新，推动制造业乃至所有产业的转型升级是大势所趋。这方面，制造业发达的江浙再次站在了全国的潮头。尤其是浙江新提出的“制造业2.0版”方略值得关注。

江浙两省的制造业转型升级计划，都盯牢了“数字化—智能化工程”和“服务化工程”。前者强调通过“发展数字服务平台推动制造业升级”，后者明确提出“制造业的服务化”，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培养新型营销。

显而易见的是，“十四五”期间各地要实施制造业转型升级规划，就不能给制造业设定一个占比，而是得放手让生产性服务业从制造业分离，同时培育新的生产性服务业。在统计意义上，服务业占比势必还得提升。

若设定一个“制造业占比”，无异于自缚手脚。为了给各地一个更科学的、宏观上的指导，我们建议地方政府，扬弃简单设定“制造业占比”的做法，可适当制定一个“制造业占比+生产性服务业占比”指导性指标，这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朝更加科学合理的方向演进，有利于制造业创新和技术进步，更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