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5日，在南京举办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代外国生态文学前沿研究”学术研讨会暨南京林业大学第八届外国生态文学前沿研究高层论坛上，来自全国生态文学研究领域的20余位学者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会。相较于前几届较关注生态文学领域的前沿研究，此次论坛聚焦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当代外国生态文学研究，更关注在文明互鉴视域下的中外生态文学比较研究、当代外国文学中的“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书写，以及当代外国生态文学研究与中国生态文明国际传播等议题。

聚焦自然生态呈现的书写

与会学者表示，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而且是全人类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生态文学创作或研究，既是人类对伤痕累累的大自然的回应和眷顾，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和活力之源。

随着全球生态危机日益凸显，我国外国文学研究者积极发挥历史主动，自觉以生态文明为时代坐标，致力于构建中国学派的生态文学研究话语体系。浙江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吴笛表示，森林意象是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的隐喻。欧美诗歌中的森林意象有着深邃的生态意识和生态伦理思想。诗人抒写森林，不仅为了抒情性的点缀，其根本目的在于给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道德警示或伦理启迪。关注诗歌中的森林抒写和森林意象，是我们弘扬生态意识的重要途径。

徐则臣的《北上》与马克·吐温的《密西西比河上》是中美河流文学书写中“全球本土化”的代表作品。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张海榕基于中外比较的视野提出，两部作品都聚焦于河上职业群体，借助具有差异性的叙事视角，完成本土身份的空间构建。两部作品中方向相逆的河流航行表明，中美河流书写都审视了河流历史、河流现状以及河流未来三重关系的思考方式和价值观念，唤醒了全球在地化意识，重构了本土元素和世界文化的微妙关系，折射出中美河流文学作品间的互鉴价值。

比较中西生态文学差异

“生态文学”是一种世界性文学，生态文学作品不仅展现了当今的环境现状，还体现了各国人民对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的反思。如何将外国生态文学研究转换成生态文明国际传播力量，成为与会学者关注的焦点。《当代外国文学》主编杨金才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就需要学者们在生态文学研究中引入“共生”思维，对“天人合一”等中国传统生态智慧进行时代解读，审慎地反思文艺作品中的人类中心主义、西方中心论，深刻认识生物与环境的共生机制，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更充分的学理阐释。

生态文学是比较中国式现代化和西方现代化的切入口，可以让人们在具体的作品和研究中，更直观、更切实地体会二者的区别。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邹涛通过分析阿尔玛的长篇小说《决译者》道出了中西方现代化的差异。该小说通过一群非洲译者的所见所闻所思，展现新殖民主义如何掠夺非洲自然资源、破坏当地生态环境。她提出，这些新殖民主义行径表明西方现代化依然走在强权掠夺的道路上，与中国式现代化大相径庭。面对困境，非洲人或攀附西方、或得过且过、或通过建构非洲共同体推进现代化进程。

江西师范大学叙事学研究院院长唐伟胜关注到西方“人—物合体”的叙事传统，以及这一传统与中国“天人合一”传统的异同。他表示，一般认为，西方文化的精髓是“人—物分离”，即人类和万物处于矛盾甚至对峙的紧张状态。但西方叙事中也有“人—物合体”传统。“人—物合体”与“天人合一”强调的都是人类与万物同一的思想，但两者也存在不小的差异。

进入21世纪，外国生态文学作品突破传统荒野书写模式，更强调危机应对。“在当代非裔美国文学中，奇幻叙事成为非裔美国作家用以探讨和挑战环境不公正的有力工具。”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曾艳钰提出，环境问题与种族、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重因素交织。非裔美国奇幻叙事的笔触不仅赋予边缘群体以声音，更揭示了环境危机背后的结构性问题。这些作品呼吁读者洞察环境危机与社会结构的深层联系，推动对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反思。

“新物质主义”是学界用来统称人文社科领域“所有重新思考人与物质世界关系的新话语”。南京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韩启群谈到，新物质主义与中国传统生态智慧融通的巨大空间有待挖掘；新物质主义试图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可作为中西方学者谋求话语共识的重要入口；新物质主义与中国“共生”话语相比的异质特征，可作他山之石。

杨金才表示，我们应着力推进生态文学国际化和区域化研究，主动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形塑熔铸古今、汇通中西、有中国气派的生态文学研究品格。

会议由《当代外国文学》杂志和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明建设与林业发展研究院主办，南京林业大学智库生态文化传播研究中心和南京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