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供应链体系下，各国融入全球经济大循环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往往是一国从他国进口中间品作为本国生产的投入品，经加工后再出口至第三国，第三国再将其作为投入品进行加工，如此循环往复，直至最终产品出口至最终目的地为止，若其中某个国家的某个环节出现梗阻，就会波及其它国家的其它环节，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散，因之造成的停工停产、物流不畅等问题，已经引起企业资金链紧张、生产周期延长、经营成本上升，使得正常的国际贸易合同无法履约。而针对自然人流动的限制，也使得国际旅游以及国际运输等服务贸易受到较大影响，全球供应链体系呈现出内在的脆弱性。

中国作为一个货物贸易大国，其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都深深融入国际供应链体系之中，不仅有大量的一般贸易生产企业，更存在有大量劳动密集型的代工企业，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性蔓延，无疑对我国嵌入全球供应链体系带来了深刻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贸易进出口份额大幅度下降。我国以低端要素融入全球供应链体系，通过中间品进口加工组装再出口至终端市场，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导致我国进出口贸易负增长。短期内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外贸和嵌入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影响是断崖式冲击。疫情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制造”的成本，如果与中美贸易摩擦叠加，可能会引起部分产业链的回迁与转移，引发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重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将加速向南亚、东南亚等地区转移，资本和技术含量较高的生产环节转移至日韩、欧洲等国家或地区。

二是部分行业发展严重受挫。中国作为加工贸易大国，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中国制造供应链体系，成为全球供应链体系的核心节点，一旦中国的某个生产环节出现了梗阻，必然会波及其它国家的其它环节。据海关总署统计，2020年1-2月，我国机电产品的出口额累计同比下降14.9%，其中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家用电器、灯具、照明装置及其零件以及音视频设备及其零件等出口额下降都在15%以上。这些零部件供应的短缺，将会导致高度依赖中国中间品生产与加工的市场失去供应来源，并影响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布局。

总体看来，新冠肺炎疫情短期内将对我国嵌入全球供应链体系产生显著的负面效应，但长期来看，其影响可能是有限的。其原因在于：第一，疫情具有“自限性”，一旦疫情缓解或消失，中国凭借其完备的供应链体系能够逐步恢复市场供应，甚至实现强劲反弹；第二，即便是受疫情影响，部分企业选择撤资，但中国作为全球供应链体系中重要的一环，不会被轻易取代，因为全球价值链重置耗时长、难度大，不仅仅是节约成本问题，也需要考虑基础设施、供应链、配套产业的完善度等，跨国公司的生产投资在中国的嵌入程度高，外向配套产业齐全，短期内大规模撤出并不现实。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冲击，可采取以下举措。

各国应通力协作，坚决摒弃以邻为壑的意识。病毒无国界，面对肆意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任何国家都不能做到独善其身，国际社会应该积极构建“战疫命运共同体”，携手面对这一重大挑战。各国要确保信息通报透明化，医疗硬件设施不足的国家应积极谋求国际协助，疫情得到控制的国家应积极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共同合作研发防疫疫苗。在进行防控防疫的同时，要保证生产的有序进行，实现“防疫”与“生产”的双线并进，缓解全球供应链体系因生产供应不足而面临中断的风险。

加强应急管理，完善供应链的风险应对机制。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每个国家都是生产网络中的节点，面对突发风险时，完善供应链的风险应对机制无法避免。一方面，高度依赖某个中间品的供应市场在面临风险时很容易导致全球供应链的延迟或中断，跨国公司在选择生产网络布局时应注重供应市场的多样化，避免过度依赖；另一方面，全球供应链的设计应在柔性化的基础上增强链条的韧性，柔性化设计使得供应链企业在短时期内能够降低成本，但在面临高频率高强度的风险时，建设供应链预警体系，强化自身供应链的韧度才是构建供应链危机应对机制的关键因素。

推动全球供应链体系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鼓励企业积极创新发展各类贸易业态，推动传统内贸专业化市场转型升级，实施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培育数字经济，发展数字贸易，跨国公司应借助科技的进步对供需关系进行精准预判，通过建立供应链数字化云平台串联供应链的每个环节，实现供应链端到端的可视化。新冠肺炎疫情在一定程度上阻隔了传统的“面对面交易”，但服务业行业可以开发出“大数据寻人”“线上就诊”等线上服务。企业应该把握危机中的有利因素，将线下需求转移到线上，促进生产管理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

（作者杨继军为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现代服务业智库研究员；张为付为南京财经大学教授，现代服务业智库首席专家；艾玮炜为现代服务业智库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