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是因为漕运而形成的共有文化长廊。要作为带状去思考，无论保护和利用都作为整体。建设大运河文化带就是让大家共同发力。

　　俯瞰中国大地，就会发现，长城和中国大运河构成了一个“人”字。长城是一撇，中国大运河则是一捺。这条世界上开凿最早、里程最长的人工运河，穿过燕赵大地、齐鲁苍原，漫漫3200公里，纵情向前。在上千年的时间里，它始终关乎国家经略，被称为“国之命脉”。

　　中国大运河是隋唐大运河、元明清时期以北京和杭州为起始的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三条运河的总称。它覆盖了中国3.22%的国土，流经区域所创造的GDP占全国GDP的1/4，超过3亿国人生活在运河两岸。

　　2014年，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

　　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最古老的人工水道，也是工业革命前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土木工程项目，它促进了中国南北物资的交流和领土的统一管辖，反映出中国人民高超的智慧、决心和勇气，以及东方文明在水利技术和管理能力方面的杰出成就。

　　“带”字是关键

　　历史上，大运河具有多元的价值和功能，最基本的功能就是运输，此外，还具有军事、水利、巡游、文化、经济、生态、环境诸多功能。随着社会发展，运河的漕运、军事功能正在弱化，但作为世界遗产的文化功能却在不断彰显。

　　“近2000多年来，中国最繁华的文化发展期、核心的文脉，都建立在运河两岸。”民盟北京市委专职副主委宋慰祖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大运河文化是大运河经济繁荣所带来的运河城市的兴起、文学艺术的融合、不同文化背景的参与所形成的多元一体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及思想领域的合成。”曾任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的扬州市文广新局副局长姜师立说。

　　从现代发展来看，运河沿线集中了中国最著名的学府和研究机构，据专家估算，运河沿线省市的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到全国文化产业增加值的半壁江山。

　　“我们已经进入文化为引领的时代，深厚的文化底蕴才能传播。”宋慰祖说，“这就需要有创新和创造性的精神，运河恰恰具备了这种精神。应沿运河深入挖掘，用文化深厚的底蕴、创新创意的思想，构建一个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高地。”

　　目前，尽管运河沿线地区正在进行文化产业建设、旅游开发，但各自为政，导致条块分割、相互竞争，未形成协同发展态势。

　　“今天需要的是区域合作、城市间合作、跨专业领域合作。因此要构建大运河文化带、产业带，相连相通，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宋慰祖说，“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就是要打破一亩三分地，促进更大范围的融合和交流。”

　　姜师立认为，大运河文化带中的“带”字很重要。“大运河是因为漕运而形成的共有文化长廊。要作为带状去思考，无论保护和利用都作为整体。建设大运河文化带就是让大家共同发力。而这正是我们现在缺少的。”

　　他认为，在这个基础上，建设运河文化带可以更加全面地展示大运河文化，唤醒民众对大运河遗产的保护意识，增强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国梦提供精神动力；可以推动大运河文化资源的挖掘，传播新时期的大运河特色文化；可以充分利用运河文化加速城市发展。最重要的是，建设大运河文化带可以聚合运河沿线的文化资源，促进沿线城市协同发展，打造具有特色的运河城市群。

　　民盟中央文化艺术研究院理事陈曼娜指出，建设运河文化、经济带可以在中国东南地区形成连接两大丝绸之路、长江经济带和环渤海经济圈的战略格局，其将带动的，不仅是沿岸地区的发展。

　　“如果以大运河为主干血管，黄河、长江、淮河等所有横向河流都将是它血管的延展。一旦形成高地，它可以带动中国整个文化的复兴。同时运河是‘一带一路’的连接点，如果在这里建文化中心，就有望形成世界文化中心。中国的创造和文化能通过它走向全世界。”宋慰祖说。

　　处理好五大关系

　　遗产运河中，中国大运河是唯一一个仍作为主航道使用的运河。但线性、活态的特征，也给大运河的保护、利用带来了困难。

　　“颐和园是封闭的，由颐和园管理处管，其他人管不了。但大运河是线性、开放的，许多部门都管，文物部门根本不可能独立地把它作为一个文物去管。”姜师立说。

　　全长数千公里的大运河，遗产要素极其丰富。密布于运河岸边的闸坝、码头、桥梁渡口、宗教建筑、园林、钞关等都是运河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其中，有85个遗产点段申请了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分布在2个直辖市、6个省、25个地级市的31个遗产区。数量大、分布散、构成差异大，给大运河的文化遗产保护带来困难。

　　活态是大运河的一大特点。时至今日，大运河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交通、运输、行洪、灌溉等作用。山东济宁以南段近900公里河道仍在通航，扬州段每年运输量在3亿吨以上，相当于3条京沪高速。

　　这使文物保护和运河在用功能利用时常发生冲突。文物保护依据的是最小干预原则，而水利部门需要不断更新、加固，这就会改变文物本体。“比如水利部门提出，文物保护与防洪安全发生冲突时，要坚持安全第一。一旦与防洪产生矛盾，再是世界遗产也没用，还是要改建或拆掉。”姜师立说，

　　“大运河作为仍然在用的活态遗产，保护管理也不同于其他的古建筑，维护水利航运功能是它遗产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物保护法说的静态保护，不完全符合运河活态遗产的特点。而水利部门的动辄要全部更新，也不符合世界遗产保护的要求。”姜师立说。

　　专家指出，作为活态遗产，既要遵循文物保护原则，又要考虑其活态的特征，要合理利用。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利用的关系、保护与治理的关系、遗产管理与水利航运管理的关系、文化功能与水利功能的关系、文化功能与航运功能的关系。

　　保护和管理呼唤常态化

　　申遗让大运河走进了公众视野，得到沿线城市和民众的广泛重视。在申遗过程中，建立了多层面的保护管理协调机制：沿线8个省市和13个部委联合组成省部际会商小组，35个城市组成城市联盟，各沿线城市也成立了大运河保护领导小组。

　　遗憾的是，“申遗成功后这些机构就萎缩掉了。”姜师立说，目前各地大运河保护工作主要还是由文保部门负责。

　　由于许多地方放松了保护和管理，申遗过程中已取得的成果如申遗期间设置的遗产标识、遗产区界桩等遭到破坏；很多地方脏乱差、乱搭乱建现象再次出现。

　　姜师立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为加强监测管理，申遗过程中建立了大运河监测预警通用平台，设立27个遗产地的分平台，采集、分析遗产监测指标，达到预警指标就进行干预。“但申遗成功后，有的没人管理，有的出故障了不修，只有一半在工作，数据不能及时采集上报。”

　　“现在的保护还是项目制的，不是常态管理，保护就很困难了。”姜师立说。

　　保护和管理放松了，开发却步步紧逼。大运河成功申遗后，各地普遍加强了对运河的开发利用，破坏式开发屡禁不止。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院长张廷皓告诉记者，过度的旅游开发和房地产开发已经成为威胁运河保护的最大因素。开发古镇过程中，对文化资源过度干预，宽细不一的巷子被裁弯取直、古建被推倒重建，原生性遭到破坏。一些开发商打着“世界遗产边的一套房”的旗号，蚕食着运河缓冲区。

　　商业开发有过度之嫌，文化挖掘却深显不足。“大运河文化的本质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说它是文化带，远没有说清楚。”张廷皓说。

　　研究、阐释不够，认识不足，导致大运河沿线的旅游开发、文化产业定位同质化严重，远未展现大运河原有的价值。“各地方负责运河文化建设的人，很多根本不清楚运河文化包含哪些东西，认为搞民俗表演、搞美食就是运河文化。”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院长李泉说。

　　受访专家建议，应开展运河学研究，建立“运河文化旅游资源库”“运河水利工程枢纽资源库”等运河文化资源库，整合运河文化资源。可在沿线主要城市，设立相应的研究机构。

　　“对于文化带的建设，绝不是简单的发展旅游。要研究大运河是如何体现民族精神的，这是凝聚中华民族的建设，体现的是中国的文化自信。”张廷皓说。

　　构建长效机制

　　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不力，资源开发处于无序状态，其根本原因，在于大运河保护的长效机制没有形成。

　　“管理是现在最突出的问题。后申遗时代的工作重心应该放在管理上，包括保护和适度合理利用。现在有管理规划，但缺陷太多。都是申遗时的急就章，不是根本。”张廷皓说。

　　申遗成功后，大运河沿线各级政府的管理工作，仍处在多头、多部门管理的状态。不同管理部门诉求不同，依照的法律也不同，大运河同时受到航道法、文物法等多种法律的交叉管理。缺乏一部国家级法律法规，为大运河的整体保护和管理工作做支撑。

　　“文物部门说，作为世界遗产、文物，一些遗迹不能动；水利部门说，这关系国计民生，阻碍行洪的河堤要炸掉重修。都是国家的法律，在具体的管理活动中，法律依据混乱。”姜师立说，“在大运河最初申遗的过程中，是有立法的想法的，但水利、交通部门提出反对，后来立法就没有成功。”

　　此外，大运河的统一管理机构也仍然缺位。“大运河从历史上来讲就是国家工程，运河的管理也必须是国家行为。地方单独管理或行业单独管理都是管不好的。”李泉强调说。

　　多位受访专家建议，目前当务之急是设立全国统一管理机构，恢复省部际会商机制和多部门的联动协调机制。从根本来看，亟须推进制订《大运河保护条例》的进程，为大运河的保护和管理提供切实的法律保障。

　　“建设大运河文化带绝不单纯是文化部门、文物部门一家的事。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是用文化来带动运河城市带构建，带动运河经济带构建，是一项综合性工作。无论从立法上、保护上、发展上，都需要政府的顶层设计。要将大运河文化融入到城市建设中，推进城市发展，这才是推动文化强市、文化强国的根本。”姜师立说。

　　附   文：

　　大运河文化是什么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徐欧露

　　“大运河是中华文脉，沿线积淀了丰厚的文化资源。一颗颗文化明珠，通过大运河这条金丝线串了起来。”曾任大运河联合申遗办公室副主任的扬州市文广新局副局长姜师立说。

　　伴着桨橹之声，诗词歌咏在水中漂泊，故事传说在岸上奔腾。不论从时间还是从空间上看，这条大河都孕育了太多的文化形态和景观。

　　春秋末年，出于战争和运输的需要，吴王夫差开邗沟，成为中国大运河河道成型最早的一段。此后经过隋代开凿通济渠、永济渠，到元代裁弯取直，大运河见证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和文化积淀。其流经6个省、2个直辖市、35座城市，在地理上吸纳了京津、燕赵、齐鲁、中原、淮扬、吴越六大文化带的文化资源。

　　“中国运河文化是运河区域人们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中华民族文化大系中南北地域跨度大、时间积累长、内容丰富多彩的区域文化。”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院长李泉说。

　　从狭义来看，大运河文化包含着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元素。

　　李泉介绍，运河文化包含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运河的本体文化，包括物质、非物质、制度文化三种。物质的文化即运河文化遗产，非物质的文化包括观念、思想、信仰、礼俗等，制度文化则是介于物质和非物质之间的文化现象，如漕运制度。第二个层面，是因运河影响，在运河区域产生的文化现象，包括哲学、史学、文学等上层文化，和民间文学、风俗等市井文化。

　　广义而言，运河文化又不止于此，这条水道还具有独特的精神特质。

　　“江南北国脉相牵，隋代千年水潆涟。”沟通和交流是大运河文化的核心。

　　中国历史上，不同地理区域之间存在差异性，而且伴随着地势的西高东低，大多东西走向的自然水道，将中国割裂成条块区域。是大运河沟通起南北，贯穿了几乎亚洲大陆东部所有的天然大河，对中国南北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起到了巨大作用。不仅促进了南北方物资交流和商业发展，而且改变了古代中国人“轻商”的观念。各地商人纷纷在运河城镇建立会馆，也将本地的建筑技术、雕刻绘画艺术、民间信仰、生活习俗带到了运河区域。

　　顺着这条水道，一条贯穿南北的文化大走廊逐渐成型。而人群聚集和财富的积累，直接导致了一批运河城市的兴起，如都城北京、洛阳，造船工业基地镇江，工商业城市天津，近代民族工业的发祥地无锡等，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团结得以加强。

　　交流和沟通也为大运河文化带来了开放和多样的特点。运河上的洛阳、宁波分别是沙漠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大运河的开通连接了这两座城市，促进了不同区域之间的物流和人际交往，也影响了古代中国与世界的交往。胡乐、胡舞、胡服，在运河流域风靡，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也沿着运河传播。在兼容并蓄中，中华文明得以丰富。

　　“中国大运河把沙漠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串联起来，使国内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国际的经济文化交流形成了一个闭环。中华文明通过这条水路，走向了世界。”姜师立说。

　　“运河文化同样具有凝聚性。长期的水运交通及由此而出现的相同或相近的生产生活方式，使运河区域的人们成为一个具有相同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的社会群体，从而出现向心的、排异的精神力量，增强了人们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李泉说。

　　李泉认为，某种程度上讲，大运河是国家统一最有力的支柱，如果没有运河，就没有中国的统一。

　　“经过统计，在运河贯通之前，中国55%的时间处于分裂状态。隋代统一之后，85%的时间处于统一，很少再长久分离。因为运河正好把五大河串联了起来，形成物理上的沟通。运河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大一统’思想的形成，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形成。”姜师立说。“可以说，大运河文化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在过去还是将来，都在影响着我们的民族。”

　　作者：《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徐欧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