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江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位于全国前列，数字经济基础扎实，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领跑者。“十三五”期间，江苏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了较好成绩，但也存在数字经济发展不均衡、数字经济乱象开始凸显、数字化转型过程矛盾突出、数据要素的价值潜力尚未充分释放等问题。为此，建议以区域协同为立足点，统筹数字经济布局，填补数字经济鸿沟;以深化认识为关键点，提升数字服务水平，健全数字经济治理;以培育发展为着力点，打造数字产业集群，优化数字生态系统;以释放数据价值为突破点，促进数据要素高质量供给，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化流通。

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量，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提高经济社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正成为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重要驱动力。但是，数字经济涉及领域和其发展的基础技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尚处于不成熟的探索阶段，既没有现成的发展模式可供参考，也没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对其加以约束。江苏作为全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领跑者，需要在发挥数字经济新动能、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拓展数字经济新业态，促进数字经济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上做出新贡献。

一、江苏数字经济发展的现状与特点

（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居全国前列。“十三五”时期，江苏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推进数字经济蓬勃发展。2020年数字经济规模超过4.4万亿元，位居全国第二，江苏已经成为全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领跑者。

（二）数字经济基础与应用技术扎实。江苏两化融合发展水平指数连续七年位居全国第一，创建省级示范智能车间1307家、智能工厂42家，累计16家企业入围全国互联网百强企业，7家企业入围全国互联网成长型企业20强。工业互联网应用发展位列全国第一方阵，建成区域级、行业级、企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86家。培育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12家，位居全国第一，创建10个国家级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成5G基站7.1万座，基本实现全省各市县主城区和重点中心镇全覆盖。

（三）数字经济发展环境不断优化。江苏出台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20条”，制定“两反两保”行动方案，开展网络市场监管专项行动。“互联网+政务服务”和“不见面审批（服务）”全面推广，“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治理机制形成经验做法。

（四）数据经济资源价值逐步释放。江苏积极推进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试点省份建设，成功搭建省级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成为全国首批国家工业数据分类分级、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试点省份，4家企业入选国家工业数据分类分级试点优秀案例，入选数位居全国第一。

二、江苏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突出。江苏数字经济发展较快、成效卓著，但受制于信息、技术的拥有与应用程度、创新能力的差别等原因，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不同群体间依然存在数字鸿沟。从产业层次来看，数字技术与服务业与工业领域上的融合较为显著，农业数字化转型依旧薄弱。从产业结构来看，软件、电子信息、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等发展迅速并形成优势，电子商务、数字金融、工业互联网等虽稳居全国前列，但仍与京沪浙粤存在一定差距；全省虽然拥有众多数字技术企业，但缺少“引领型”龙头企业，本土企业创新能力有待提升。从区域来看，沿长江经济带逐步形成合理化布局、差异化竞争的产业梯队，苏中苏北地区仍然受到产业集聚度低、数字融合不足等瓶颈制约，此外，仍有中小企业面临“不敢转”“不会转”“不能转”等问题。

（二）数字经济发展的不规范、不健康趋势显现。江苏数字经济规模快速扩张，数字治理的应用场景愈加丰富，但也出现了一些不规范、不健康的苗头和趋势，影响了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从数字平台来看，滥用市场优势制造市场壁垒、资本无序扩张、大数据杀熟、强行提高服务费率、逼迫商家“二选一”、“扼杀式”并购等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层出不穷，严重损害了群众利益、妨碍了公平竞争。从政府治理来看，政务APP太多导致工作人员过度分散工作精力、政务APP平台与评先评优硬性挂钩、一些工作微信群和政务办公群几成“秀场”、“强制下载”激起公众反感、各类政务APP甚至出现“质量低、评分低、下载量低”的三低状况，这些“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无法改进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公众满意度，并导致数字治理塑造的服务型政府形象大打折扣。

（三）传统经济数字化转型缺少外引力和内张力。首先，受全球宏观经济持续下行、逐步显现的逆全球化趋势、新冠疫情的多重影响，许多企业都将数字化转型视为有效出路，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企业对数字化的“盲目崇拜”，加大了数字化转型实施的难度。其次，数字化转型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力，也是现代企业发展的总体方向，政府当局与行业内部也以不同方式激励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然而，不考虑自身状况，迫于政策或行业压力的“赶鸭上架”式转型往往收效甚微。再次，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常常在采购数字化工具时会出现“好大求全”的问题，导致实施周期加长、转型成本提高、出错率上升，最终影响转型效果。最后，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数字化经营工具的大量涌现，再加上宏观政策的鼓励与支持，导致部分企业数字化转型“本末倒置”，实际上，数字化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企业发展才是真正的目的。

（四）数据要素的价值潜力尚未充分释放。江苏积累了庞大的数据资源规模，但信息孤岛、数据烟囱普遍存在，严重制约了数据价值潜力的深度挖掘与充分释放。从交易层面上看，数据要素难以使用传统定价模型，缺乏统一数据交易与数据定价标准，同时，多数企业都将数据视为保持市场竞争力的重要生产要素，开放数据意味着垄断优势将不复存在。从数据来源上看，数据类型愈加复杂、非结构化数据愈加增多、数据维护成本大大提升，导致数据开放共享不足，缺乏广泛数据来源，数据质量及隐私难以保障。

三、促进江苏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一）以区域协同为立足点，统筹数字经济布局，填补数字经济鸿沟。一是以点带面，优化全省数字经济生产力的区域布局。利用南京和苏州两个数字经济创新高地，打造数字产业集群，加速苏南沿江地区数字产业耦合；加快南京江北新区、华东江苏大数据交易中心建设，推进沿江城市带与沿运河线、沿海线联动发展。二是做好全省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等重点领域的空间与行业布局。采取倾斜性政策支持数字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加强地区间深层合作，填补数字鸿沟。三是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升数字经济的规模效应。加强与先进省市在重点领域的合作，探索区域协同发展新模式，促进数据要素跨区域流通共享，打造长三角一体化数字经济产业生态。

（二）以深化认识为关键点，提升数字服务水平，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一是需要对数字技术和应用有清醒和理性的认识。不应一味强调数字化、智能化的建设目标，推进数字治理不能只靠数字技术的单维度赋能，还需要理念、制度、组织、法治、伦理等多个维度的协同支撑与规范制约。二是以人为本，打造有温度的数字治理环境体系。促进数字包容，重视民众的真实需求和问题，扩大数字技术应用的受惠范围，在不断提升效率同时，从民众的实际感受出发，使技术赋能与人文关怀同步推进。三是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利用规制防止市场失灵。推行数字平台合规管理，动员和依靠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实行常态化合规监管，维护平台之间公平竞争，保持多方利益平衡，对于违背社会价值、人类伦理或商业规则的不当行为应立刻受到严肃查处。

（三）以培育发展为着力点，打造数字产业集群，优化数字生态系统。一是大力培育数字经济龙头企业。在加快产业数字化发展的基础上，结合地区资源禀赋，鼓励企业采取外部并购或内部创业等方式，利用人工智能、5G、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形成并培育具有地区特色的龙头企业骨干企业。二是打造一批有影响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发挥龙头企业的牵引作用，组织龙头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和中小企业共同打造数字经济创新载体，调动全社会力量进行技术创新与企业孵化，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对接配套，取长补短，形成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数字化转型示范区。三是深化合作，完善数字生态系统建设。围绕数字经济领域重大科学问题，突出需求导向和前瞻谋划，加强区域间与国际合作，通过“引进来”与“走出去”，嵌入区域分工协作链和全球价值链，建立健全符合数字经济规律的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优化数字生态。

（四）以数据价值为突破点，促进数据要素高质量供给，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化流通。一是借鉴广东省的做法，江苏应尽快出台《江苏省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行动方案》。出台方案有助于更好地对数据资源进行开发和应用，将数据资源转变为数据资产，从而释放数据资源价值、激发数据资源活力、加强数据资源汇聚融合与创新应用、促进数据交易流通。二是探索不同情境下的数据流通机制。组织科研人员探索研究公共数据、社会数据与商业数据的使用权与收益权，明确责任边界，解决数据共享问题，借助华东江苏大数据交易中心的数据资源，研究开发数据定价规则与交易制度，营造利于数据要素流通的市场环境。三是加强数据安全，防止滥用。加快制定公共数据、社会数据等各类数据在采集、存储、流通、开发、利用各等环节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等，强化数据安全技术能力建设，加强数据监管，保障数据安全，防止发生数据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