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是土地密集型农产品，需要充沛的耕地资源来保障生产。中国是一个典型人多地少的国度，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08hm2。生产粮食也需要消耗大量的水资源，但中国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因此，从资源禀赋视角来看，粮食并不是中国的比较优势产品。并且，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造成大量耕地被占用和土壤质量下降，农业水资源被挤占和污染加剧，使得中国粮食生产面临的水土资源约束越来越不乐观，后续实现增产只会越来越困难。包括粮食在内的农产品贸易中隐含着各种资源交换，能够有效调节各国之间的资源配置，同时改善资源富余国和资源短缺国的福利。鉴于粮食生产需要消耗耕地资源和水资源，因此粮食国际贸易实际上隐含着大量虚拟水和虚拟耕地的再配置。作为一个水资源和耕地资源十分短缺的国家，中国通过适度进口来缓解国内粮食供求矛盾和水土资源紧张，不仅十分有必要，而且符合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规律，以及 “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的粮食安全新战略。在“中国碗盛中国粮”前提下，适度进口粮食，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更好地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对缓解国内水土资源压力十分有益。

之所以强调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粮食贸易关系，一是因为沿线国家农业资源丰富，加强双方粮食贸易往来有利于实现资源优势互补；二是因为中国传统粮食进口来源地高度集中于非沿线国家。最近几年贸易战和疫情冲击带来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强，当某一进口来源国贸易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或者粮食产量剧烈波动时，可能会对中国粮食安全造成不利影响，亟需在传统主要粮食进口国以外寻找可能的替代选择。而“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丰富粮食进口来源、降低对个别国家依赖程度的有效途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世界粮食重要产区，据测算，2004—2016年期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每年生产的粮食占全球粮食产量的比例始终稳定在50%-60%之间，粮食出口在全球占据重要地位，有潜力成为中国粮食进口主要来源地。因此，如何借好“一带一路”的东风，利用好沿线国家农业资源，切实做到中国及沿线国家之间的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从而更好地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是一个亟需深化的课题。基于此，在分析2001—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的基础上，估算粮食贸易中蕴含的虚拟水资源和虚拟耕地资源规模，以评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粮食贸易对缓解中国水土资源紧张问题的贡献度及其对中国粮食安全的意义。

一、中国与沿线国家粮食贸易情况

（一）粮食贸易总量与结构

总体而言，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从沿线国家净进口规模不断扩大（表1）。2013—2018年，中国从沿线国家粮食净进口量累计达到3 571.74万t。分品种来看，稻米是当前中国与沿线国家粮食贸易的最主要粮食品种。小麦从2010年开始由顺差转变为逆差，但净进口规模较小。玉米在2008年以前一直是中国出口沿线国家最主要的粮食品种，呈贸易顺差状态，但2008年以后形势逆转，目前是中国与沿线国家粮食贸易的第一大品种；大豆贸易也经历由净出口转变为净进口，但净进口量偏低。

（二）粮食贸易集中度情况

图1显示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粮食贸易集中度情况，中国与沿线国家粮食贸易净进口总量排名前十国分别是乌克兰、越南、俄罗斯、泰国、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老挝、缅甸、柬埔寨和捷克。2018年中国仅从上述排名前5国家净进口的粮食就占到沿线国家净进口总量的87.97%，表明中国从沿线国家净进口的粮食市场集中度很高。

二、与沿线国家粮食贸易的虚拟水、虚拟耕地资源估算

（一）粮食贸易虚拟水资源估算

从表2可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虚拟水资源变化情况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1—2007年，中国处于虚拟水资源持续净出口状态，这一时期除稻米外，小麦、玉米和大豆贸易虚拟水净进口量均为负值。第二阶段是2008—2012年，这一时期中国开始转为粮食虚拟水资源净进口国，且净进口量逐年递增，但增速较慢。第三阶段是2013—2018年，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与沿线国家粮食贸易及其虚拟水土量呈现快速增长态势。

从具体品种来看，稻米自2004年起持续多年处于净进口状态，且净进口量在2012年后始终保持高水平。2018年达到24.76亿m3，占当年中国粮食贸易虚拟水净进口总量的37.58%，这说明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稻米消费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稻米贸易进口的虚拟水资源规模十分可观。小麦方面，2009年以前小麦虚拟水资源连续多年处于净出口状态。直到2010年才开始转为净进口。但中国与沿线国家小麦贸易规模不大，相应的虚拟水资源净进口量较少，2018年净进口虚拟水资源达到7.58亿m3。对于玉米，2007年前玉米虚拟水资源净进口量一直为负，2008年始净进口量转为正值，尤其是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后，双方玉米贸易规模不断扩大，2018年其虚拟水资源净进口量达到14.43亿m3，虚拟水净进口量占当年粮食贸易虚拟水净进口总量比重为21.90%。大豆的单位虚拟水含量为2 300 m3/t，是其他粮食品种的数倍，如果大量进口，势必能够缓解国内水资源紧张。表2显示，2012年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大豆贸易虚拟水净进口量转为正值，且近年来其规模逐渐扩大，至2018年虚拟水净进口量达到19.11亿m3，占当年粮食虚拟水净进口总量的29.01%，跃升为虚拟水资源净进口第二大粮食品种。

（二）粮食贸易虚拟耕地资源估算据表3可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虚拟耕地变化情况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1—2007年，中国与沿线国家粮食贸易的虚拟耕地资源净进口量为负值；第二阶段是2008—2012年，在此期间，中国成为粮食贸易虚拟耕地资源净进口国，且虚拟耕地净进口规模持续递增；第三阶段是2013—2018年，这一时期粮食虚拟耕地资源净进口量快速上升。尤其是在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从沿线国家净进口的虚拟耕地量不断增加，由2013年的44.54万hm2 涨至2018年的171.93万hm2 ，年均增速达到了31.01%。2013—2018年，中国从沿线国家累积净进口虚拟耕地资源735.72万hm2，有效缓解了国内土地资源紧张。 具体品种而言，对于稻米，在2011年之前，稻米贸易虚拟耕地净进口量尚不足10万hm2。自倡议提出后，稻米贸易持续扩大，相应的虚拟耕地净进口量也飞速上涨，由2011年的7.72万hm2涨至2017年的58.69万hm2，占当年粮食贸易虚拟耕地资源总量的41.02%，位列第一。对于小麦， 2009年及以前均为负值，但增长非常缓慢，2018年小麦虚拟耕地只占当年中国与沿线国家粮食贸易虚拟耕地净进口量的7.92%。对于玉米， 2009之后净进口量转为正值，但在2009—2012年期间规模不大，增速缓慢。2013年“一带一路”协议提出后，双方玉米贸易快速增长，玉米贸易虚拟耕地资源净进口量不断走高，从2013年4.29万hm2 增长为2018年60.30万hm2，2018年玉米净进口虚拟耕地资源占总量比重高达35.07%。对于大豆， 2012年后双方的大豆贸易逐渐扩大，中国逐渐转变为大豆虚拟耕地资源净进口国。2018年，大豆贸易蕴含的虚拟耕地资源达到60.66万hm2，占当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虚拟耕地净进口量的35.28%，跃居为净进口虚拟耕地资源比例最高的粮食品种。

（三）粮食贸易虚拟水土资源集中度情况

总体而言，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带来的虚拟水资源、虚拟耕地资源流量有效缓解了中国水资源和耕地资源短缺。尤其是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粮食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合作不断深入，中国从双方粮食贸易中年均进口虚拟水资源52.49亿m³，年均进口虚拟耕地资源122.62万hm²。这也表明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粮食贸易借助“一带一路”的东风，进口了大量宝贵的虚拟水、虚拟耕地资源，为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

为探究当前中国从哪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较多的虚拟水土资源，以识别中国对特定国家的依赖程度，图2和图3分别列出了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主要虚拟水净进口国和主要虚拟耕地净进口国。结果显示（图2），中国从沿线国家净进口的虚拟水资源主要来自俄罗斯、越南、乌克兰、泰国、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柬埔寨、老挝和缅甸，仅从排名前五国净进口的虚拟水资源就占到沿线国家净进口虚拟水资源总量的96.64%。

类似的，中国从沿线国家净进口的虚拟耕地高度集中于乌克兰、俄罗斯、越南、泰国、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老挝、缅甸和柬埔寨（图3），中国从上述九国进口虚拟耕地资源占到沿线国家净进口虚拟水资源总量的87.24%。

三、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的对策建议通过对2001—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粮食贸易及其蕴含的虚拟水和虚拟耕地资源的测算，发现：（1）2001—2018年期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粮食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尤其是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增长速度十分可观。（2）从进口来源国来看，稻米净进口蕴含的虚拟水土资源主要来自东南亚四国和巴基斯坦，小麦净进口虚拟水和虚拟耕地资源最大来源国是哈萨克斯坦，玉米净进口虚拟水和虚拟耕地资源最大来源国是乌克兰，俄罗斯则是输出大豆虚拟水土资源最多的国家。（3）虽然从相对比重来看，近十年期间中国与沿线国家虚拟水、虚拟耕地资源净进口占中国粮食贸易净进口虚拟水（耕地）资源比例始终低于10%。但是自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从沿线国家净进口的虚拟耕地资源和水资源量不断增长，增速较快。2001—2018年期间，中国从沿线国家进口的虚拟水资源总量年均增长率达到了20.58%，虚拟土资源进口总量年均增长率达到了31.01%，有效缓解了国内水资源短缺和耕地紧张的局面。基于上述发现，不难得出以下三点启示与建议。

第一，深入贯彻“双循环”思路，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沿线的粮食贸易战略，切实加强与沿线国家间的互补性贸易。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和沿线国家的交往日益密切，在农业和粮食领域的合作也是如此，相比倡议提出以前双方粮食贸易规模增长很快，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相对中国庞大的粮食需求和粮食贸易量来看，与沿线国家的贸易规模占比仍然不高，属于初步发展阶段。“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粮食产量大，是全球重要的粮食出口区域，沿线国家有丰富的水土资源，因此，预计中国从沿线国家加大进口仍然有一定的提升空间。未来中国的粮食需求呈现刚性增长，可重点加强与有扩大粮食出口能力的沿线国家间的联系，挖掘其供给潜力，进一步提升在中国粮食市场的占有率。第二，从有较大出口能力的沿线国家挖掘潜在小麦、玉米和大豆进口来源国，降低市场集中度，分散粮食进口风险。一方面，当前，主要粮食品种的贸易过多地依赖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临较大的风险冲击。另一方面，分析表明，除了和较多的沿线国家开展稻米贸易，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进口的小麦、玉米和大豆都高度依赖特定国家，市场集中度过高。为分散粮食贸易风险，建议进一步挖掘沿线其他国家或者具有潜力的非沿线国家的供给能力，让部分粮食出口大国更多地向中国市场倾斜，降低特定粮食品种对单一国家的依赖程度，拓展中国主要粮食品种的贸易圈。

第三，除了“引进来”，还要“走出去”，帮助沿线国家将粮食生产潜力转变为实际产能。尽管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粮食贸易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但是总量水平仍然不高。究其缘由，沿线国家自身的短板不可忽视。长远来看，双方合作潜力较大，建议按照《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农业合作的愿景与行动》提出的顶层设计，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农业合作，包括扩大对沿线国家的农业基础设施、物流设施的投资，强化当地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加强科研合作和交流，农业人才的培训，帮助沿线国家根据自然禀赋适当改变种植结构等等，从而为拓展双方的粮食贸易水平打下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