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设“一带一路”沿线境外合作产业园区，是我国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经贸合作、促进与沿线国家经济深度融合和互利共赢的重要平台。基于产业园区理论与“走出去”战略实践的有机结合，阐述“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境外合作产业园区的概念及内涵，从园区类型及空间分布两个方面概述“一带一路”沿线中国境外合作产业园区建设状况。通过对农业园区、加工园区、服务业园区、综合性产业园区等四类产业园区的案例分析，论述我国境外合作产业园区建设的背景意义、总体目标、产业定位、主导企业、运营模式及综合效应；同时，通过与国内代表性中外合作产业园建设模式的比较分析，提出全面加强双边政府沟通、深化完善园区合作机制、科学制定园区产业规划、加快推动园区配套建设、大力培育引进国际化人才等对策思路。 

　　“一带一路”沿线境外合作产业园区，是我国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经贸合作、促进与沿线国家经济深度融合和互利共赢的重要平台。至2016年底，我国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初具规模的境外合作产业园区56家，累计投资185.5亿美元，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与深化。但在境外合作园区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政策及法律法规风险、合作机制不健全、产业特色不突出、基础设施不完善等诸多问题，迫切需要深入研究其建设模式及特点，剖析存在的问题及障碍，推动境外合作产业园区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中国境外合作产业园区（简称境外园区），是由中外两国政府推动，国内企业主导，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建设的产业特色鲜明、辐射和带动能力强的各类经贸合作区的统称。在我国政府特别是商务部的大力推动下，目前我国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了23家国家级境外园区，主要涉及农业、矿业、机械、轻纺、节能环保、信息处理、生物制药、商贸物流等产业领域，主导企业几乎都是我国实力雄厚、管理水平高、技术设施完备的大型企业，园区分布主要集中于东南亚、中亚、东欧及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按照农业、加工业、服务业、综合性产业四种产业类型，本文从我国商务部批准的23个国家级境外园区中分别遴选出中国·印尼聚龙农业产业合作区、中俄乌苏里斯克经贸合作区、中欧商贸物流合作园区、尼日利亚莱基自由贸易区进行案例分析。 

　　从建设背景及重要意义看，通过中国政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谅解备忘录》《联合声明》《合作协议》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以及国务院相关部门出台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指导意见、建设方案等一系列政策举措，极大地推动了“一带一路”沿线境外园区的建设与发展。

　　从总体目标及产业定位看，中国·印尼聚龙农业产业合作区重在通过规模化开发油棕资源，建设成为以油棕种植开发、精深加工、收购、仓储物流为主导的农业产业化园区；中俄乌苏里斯克经济贸易合作区重点发展轻工、机电、木业等产业；中欧商贸物流合作园区着力打造以现代物流配送中心和高效信息管理系统为支撑的国际化商贸物流园区；尼日利亚莱基自由贸易区重点发展以装备制造、通信产品为主的高端制造以及商贸物流等产业。

　　从主导企业及运营模式看，中国·印尼聚龙农业产业合作区的主导企业为天津聚龙嘉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主要采用“合作种植、全产业链构建、基础设施配套、特色管理”的综合运营模式；中俄乌苏里斯克经济贸易合作区的主导企业为康吉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主要采用“跨境连锁加工”和“就地生产销售”两种运营方式；中欧商贸物流合作园区的主导企业为山东帝豪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主要按照“一区多园、两地展销、双向代理、内外联动”的模式运作；尼日利亚莱基自由贸易区的主导企业为中非莱基投资有限公司，主要通过与尼日利亚拉各斯州政府、尼日利亚莱基全球投资有限公司合资成立莱基自贸区开发公司，进行项目开发、建设、运营和管理。

　　从经济和社会综合效应看，四类境外园区在推动东道国经济发展和就业民生改善等方面均做出了重要贡献。总体看，境外园区建设模式的基本特点为：中外政府友好合作及政策支持是境外园区顺利建设与发展的先决条件；有实力主导企业及合理运营模式是境外园区有效建设与发展的根本动力；科学规划及精准产业定位是境外园区有序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指引；良好经济和社会综合效应是境外园区持续建设与发展的内在要求。

　　我国境外园区和国内中外合作产业园区在建设模式上存在明显差异。一是建设理念不同。通过引进外资建立的国内园区重在学习国外先进园区的投资建设及经营管理经验；而在“一带一路”沿线建立的境外园区则重在推动国际产能合作和我国企业“走出去”。二是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边界不同。国内园区主要依靠市场力量吸引中外企业入驻和发展；而境外园区特别需要中外双方政府的友好交流合作，以降低国际产能合作和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风险。三是资本合作方式不同。国内园区主要采取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等多种投资合作方式；而境外园区主要采用中外合资形式，且大多以中方企业为投资主体；四是盈利模式不同。国内园区建设大多采用土地开发费用和财税捆绑而形成的资金大循环模式，因而资金保障程度较高，盈利能力较强；而境外园区由于大规模的土地开发、基础设施及配套设施建设，往往造成运营主体资金缺口较大、盈利能力偏弱等困难。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大多为发展中国家，投资环境复杂，可能给境外园区建设与发展带来诸多障碍。一是政策及法律法规风险可能长期存在。如东道国承诺的优惠政策能否到位？提供的便利条件能否兑现？领导人更替导致政策变动等等。二是合作机制不健全加大投资风险。由于企业与东道国政府之间地位不对等、信息不对称，可能加大中国企业的投资风险。三是产业特色不突出阻碍持续健康发展。园区功能定位和主导产业方向不合理，产业关联度不强，势必影响境外园区持续健康发展。四是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影响招商引资。园区交通、电力供应、供水排水、环保等设施配套较差，不利于园区招商引资计划的有效实施。五是国际化人才缺乏制约核心竞争力提升。境外园区主要分布于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对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普遍不足。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推动境外园区持续健康发展需要多措并举。一是全面加强双边政府沟通。在中外双方政府齐心协力推动下，进一步落实两国双边投资协定，特别是明确政策优惠、信息共享、投资争端、风险防范等相关条款，最大限度避免和降低东道国法律政策变动的风险。二是深化完善园区合作机制。不断加强政府间双边交流协作以及与相关国际和地区组织的联系合作，建立由双方政府、职能部门、企业、商会等组成的境外园区领导、规划、协调机构，统筹推动园区建设与发展。三是科学制定园区产业规划。坚持以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为导向，把我国企业的优势与东道国及所在地的区位优势、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基础设施等因素紧密结合起来，引导企业充分考虑东道国国情和当地实际，因地制宜，科学编制园区规划及产业定位。四是加快推动园区配套建设。充分利用我国对外援助的有利条件，加强对境外园区所在区域的道路、电力、通讯、燃气管道、给排水等基础设施进行援助建设。五是大力培育引进国际化人才。坚持培养与引进并重，努力造就一批懂技术、会外语、能交流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