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沈坤荣与新华日报社副社长庄传伟联合启动自贸区媒体智库行。主办方供图 

　　南京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院长于津平与新华传媒智库主任彭广余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主办方供图 

　　10月11日，“自由贸易试验区论坛暨‘起航自贸区、开放新格局’媒体智库行启动仪式”在南京大学商学院举行。论坛由南京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学习强国”江苏学习平台、新华传媒智库及中国江苏网联合主办。来自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中山大学、东南大学、苏州大学等高校及智库的专家学者，围绕自贸区建设热点问题建言献策。论坛上，“启航自贸区、开放新格局”媒体智库行活动启动，南京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与新华传媒智库签署合作协议，共同为江苏自贸区建设注入智慧动力。　　

　　张燕生（国家发改委学术委秘书长、中国国际交流中心研究员）：自贸区建设要把制度性开放和体制机制创新放在重要位置。

　　新一轮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要从以下五个点上发力：一是打造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高地，努力建成贸易投资便利、高端产业集聚、金融服务完善、监管安全高效、辐射带动作用突出的高标准高质量自由贸易园区；二是打造规则等制度型开放新体制，经过三至五年改革探索，对标国际先进规则，形成更多有国际竞争力的制度创新成果，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三是打造科学、技术、人才和创新资源集聚区，形成全方位开放的创新生态系统；四是打造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三链综合枢纽和战略支点的跨境网络；五是打造有全球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支撑体系和生态环境，构建一批更国际化的功能型平台，集聚一批世界一流企业总部经济，打造全球高端资源要素配置的核心功能。

　　盛斌（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自贸区建设的本质是实现全面高水平开放。

　　全面高水平开放是自贸区建设的本质，一流的营商环境是标准，集聚国际要素是支撑，对标创新是关键。前期12个自贸区建设为我国深化开放和对内改革探索出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对外开放方面，一是以“单一窗口”为标志的贸易便利化，二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三是金融领域的FT账户。对内改革方面，深化“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和创新监管方式。下一轮自贸区建设的步子可以再快一些，胆子再大一些，在市场开放的基础上加快制度开放，在应对高标准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方面，在政府采购、竞争政策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和先行先试。自贸区是个平台，靠存量发展是有限的，政策要服务于经济自由性和要素流动性，减少壁垒和障碍。

　　于津平（南京大学商学院副院长、自贸研究院院长）： 自贸区建设要有统一的协调和管理。

　　江苏自贸区强调开放和创新，尤其体现在创新上，应通过制度开放、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等方式营造高端要素创新创业所需的发展平台和区域环境，以此吸引高端要素流入、利用和集聚，同时要为创新创业产业提供资金支持和高端人才支持。关于江苏自贸区的几点建议：第一，高起点，借鉴国内外成功自贸区的经验，加强与这些自贸区的交流；第二，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的同时，提高有效利用面积，将高端环节放进自贸区内；第三，重点以创新产业的需求为导向，推动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第四，要有强大的管理队伍对自贸区进行统一的协调管理并且制定先进的规则制度。

　　黄建忠（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院长）：江苏自贸区可借鉴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建设经验。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主体规划中的体制机制设置是5+1+2，即五个自由、一个限制和两个监管。“五个自由化”是指投资自由化、贸易自由化、资金流动自由化、境外专业人员和跨境数据的流动自由化，“一个限制”是指信息数据国家安全限制，“两个监管”是指金融的安全监管和信用分类监管。作为新的自贸区，江苏自贸区建设要借鉴上述经验：第一，从货物开放向服务开放乃至更多领域的开放迈进，避免假冒伪劣；第二，注意突破物理围网，集中支持研发产业、期货交易、国际配送产业的保税倾斜，实现信息围网；第三，应该重视如何提高企业和产业的体验度，使企业和产业成为试验的主体。

　　邱斌（东南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自贸区是开放平台，要加强互联互通。

　　自贸区是新国际经济形势下的开放平台，关键是先行先试和制度创新。一是以自贸试验区建设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二是加快自贸试验区相互联通、加快局部试点成功经验复制和推广；三是削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扩大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开放；四是提高对内开放水平，与长三角一体化、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建设等对接。

　　黄繁华（南京大学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扩大服务业开放，推动服务贸易制度创新是新一轮自贸区建设重点。

　　世界贸易组织日前发布的《2019年全球贸易报告》指出，服务贸易成为全球贸易中最具活力的贸易形式，并将在未来几十年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上海不久前又推出《上海自贸区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实施办法》，江苏自贸区也应大力推动服务贸易制度创新，扩大服务贸易和服务业开放、扩大服务贸易规模、优化服务贸易结构。以数字经济为契机，重视服务贸易和服务业发展的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进一步加强服务业与制造业、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深度融合，顺应全球价值链分工新趋势，加快发展服务贸易功能区，进一步培育市场主体。

　　毛艳华（中山大学自贸研究院副院长）：做好规则制度对接，形成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动能。

　　自贸试验区建设主要是作为压力测试同时加快服务业开放的体制机制，是为了构建与国际贸易新规则相衔接的体制机制。新一轮全国自贸区建设的建议：第一，加大压力测试，使自贸区成为参加全球投资贸易规则重构的实验平台，更好地应对规则等制度性开放扩大全球经贸规则的新议题；第二，提升全球价值链，形成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动能，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典范，推动创新和高质量的发展；第三，探索法制化，为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第四，对接规则制度，制定出服务国家的战略，加强各领域规则制度的衔接。

　　崔凡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海南研究院院长）：以《外商投资法》为指导，促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外商投资法》将成为促进自贸区建设和营商环境改善的重要指导。自贸区建设与外资开放以及外商投资体制改革密切相关。《外商投资法》的原则主要有两条。第一，扩大开放水平，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与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第二，全面落实国民待遇。江苏外资利用程度居于全国前列，江苏自贸区承担着重要的监管、探索职能，就更要把握机会在开放程度高的领域进行试验，改善营商环境，促进投资，使江苏自贸区建设取得更好成绩。

　　段进军 （苏州大学东吴智库执行主任）：以制度创新集聚全球高端创新要素。

　　20世纪90年代以来，苏州抓住了国际产业梯度转移的机遇，加快对外开放步伐，以开发区为载体，外向型经济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苏州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垂直型产业结构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未来自贸区发展最终要落实到产业上，要通过制度创新，集聚全球高端的创新要素，以支撑产业的转型与创新发展。为了促进全球高端要素的空间集聚，必须树立一种“节点”和“网络”的思维，即在深度开放的“互联互通”中实现创新要素在有限空间中的高浓度、高密度的投入。

　　谢建国 （南京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副主任）：要明晰自贸区定义的理论研究和实践。

　　自贸试验区目前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需要解决以下问题：第一，自贸区概念必须正名。自贸区不仅包括贸易的开放，还包括金融的开放和制度的创新及变革，而贸易区的概念则较为狭隘。自贸区不能只是经济开发区的功能重叠和简单复制延伸，需要体现制度创新应达到的高度。第二，自贸区要解决的问题是制度的约束。自贸区不能只在现有的宏观体制下进行制度内的创新，需要实现更高水平、更高层次和更大范围内的开放。第三，自贸区政策应超越地区，在区域外得到推广，消除歧视，实现开放的高水平和国内市场的统一稳定。

　　戴翔 （南京审计大学政治与经济研究院教授）：制度型开放不仅要输入，也要输出。

　　制度性开放是体制内的探索，与自贸区建设密切相关。新时期自贸区的建设应从商品和要素的流动的开放转向规则的制度性开放，制度性开放根本的宗旨和目的就是要为以商品和要素流动为主的内容服务。之前的开放，是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的嵌入，引进流通的要素处于中低端的层次。现在的开放经济要走向高质量发展，需要吸引和集聚高端的要素。制度的开放，同样是有输入输出。和国际标准对标，仅仅相当于引进，未来更需要使制度性开放的先进经验和做法为他人所采用，才是更完整意义上的开放。

　　韩剑 （南京大学自贸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自贸区建设要承担更多为国家探路的使命。

　　江苏自贸区建设能为国家探索的道路中，第一条是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之路。要强调在新的形势下，从融入全球的供应链、价值链到创新链。在产业发展中，不仅要发挥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性优势，还要引导产业政策与全球新一代产业政策接轨。第二条道路是创新之路。实体经济除自主创新，更要开放创新，融入全球创新资源；不但要引进来，还要走出去。第三条道路是对标国际规则的探索之路。要在现有国际规则中梳理出高水平的国际规则，打造国内一流营商环境，参与国际规则的治理，提出适应发展中国家、适应WTO改革的规则。最后一条是对内开放之路。要强调从单纯的对外开放转向对内开放，利用自贸区建设拓展国内开放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