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智库的研究必须以维护国家利益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坚持党对智库的领导，要求智库把重点放在提高研究质量、推动内容创新上。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表明了党对智库发展的责任和担当。

　　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毛泽东曾经总结的“集思广益”。“集思广益”是中国共产党智库思想的重要体现。从智库建设初期的“参政议政”到中兴阶段的“科学决策”“同等重要”“创新工程”，再到精准阶段“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借助智库力量，努力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重大判断，又为我国智库研究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时代课题。

　　起步阶段的萌芽生长

　　从延安时期到改革开放前，属于党的智库建设的起步阶段。中国共产党自延安建立边区政权后，不断思考和寻找拓展革命根据地及发展经济之路，这些现实需要催生了智库的产生。

　　延安时期官方智库出现雏形。延安时期的智库大多由教学科研机构兼任，部分地发挥着智库的功能。其中，较为著名的是各级调查研究机构。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延安边区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了各级调查研究局（室），其获取的一手情报资料为党作出正确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此外，出于自身建设和团结各方力量需要，党中央相继迁入和创办了大批学校、院所，如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延安自然科学院、中央研究院等。这些机构亦教亦研，既培养人才又研判时事，许多学生毕业后都成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中坚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官方智库成长定型。新中国成立后，面临国内外多重压力和新民主主义建设的繁重任务，为了更好地汇集民智，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国务院参事室、中国科学院、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军事科学院等多个研究机构，扮演着官方智库的角色，这些智库至今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的官方智库研究人员一般既具有从事经济管理或政治活动的经验，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理论素养，这正是优秀智库人才应具有的素质。由于智库的领导或研究人员大多“又红又专”，因此获得了充分重视和信任，智库研究也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成果。经过30年的努力，我国智库初步形成了党校、社科院、高校、党政研究机构、军队系统等并行发展的良好态势。

　　在这一阶段，党坚持了对官方智库的绝对领导。即便是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都牢牢抓住了各类智库机构的领导权，引导民主人士参与智库建设。延安时期，各类学校和研究机构的成员虽然大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杰出人才，但是机构的领导权都始终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如毛泽东就曾担任中央调查局的主任，张闻天担任中央研究院的院长。新中国成立初期各智库负责人大多也由本部门的副职担任，因此也产生了决策者与参谋者身份重叠的情况，官方色彩较为浓重。随着时间推移，官方智库一家独大引发的效能问题日渐显现，如影响力有限、国际视野欠缺、活力不足等，亟待新生力量的加入。

　　中兴阶段的发展成型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党的十八大召开前，这一时期智库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因此可称为“中兴阶段”。智库建设所取得的成果为党的十八大乃至十九大期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智库意识强化，定位日益清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党的决策体制机制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在邓小平的倡导和推动下，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都强调了党内决策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环节，这是在党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要求。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此后进一步提出了“四个同等重要”的科学命题，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起着与自然科学一样关键的作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哲学社会科学界是党和政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智库思想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推进而持续发展，其定位日益清晰。

　　智库需求旺盛，各类智库共生。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在公有制经济的模式下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制定了很多改革方案，都需要专家研究论证。而当时已有的高校和科研机构来不及培养相应的人才，于是便在各职能部门广搜人才，不定期到中南海讨论研究，后来才逐渐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因此改革开放初期智库机构由于旺盛的需求而层出不穷，大多由体制内机构历经合并、撤销、重组而成。如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就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基础上成立，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地方各级研究机构（如地方社科院和地方政府研究中心）也在这一时期纷纷成立，积极回应改革政策的“落地”难题。伴随着改革发展对智库需求的增加，民间智库获得了登上历史舞台的机会。除了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还诞生了半官半民的混合型智库，如2009年成立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至此，我国智库进入了高校系统、社科院系统、党校系统、军队系统、政府和社会各界研究咨询系统共同发展的时代。

　　智库地位发生明显变化，受重视程度不断提升。随着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的变化，智库的地位获得了极大提升，中国领导层在决策过程中越来越多地重视听取、采纳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党政决策升级为“集体决策+咨询参与型”模式。2003年修改的《国务院工作规则》中，首次将“实施科学民主决策”列为国务院三大基本工作准则之一，并加上了“科学决策程序”一章；2013年修订版则进一步要求“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除此之外，自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政治局几乎每月都进行集体学习，智库专家学者受邀到中南海为领导授课实现常态化，学者们还可以将政策建议直接传递给最高决策层。2004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指出要“使哲学社会科学界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智库获得了最高层次的肯定和重视。

　　精准阶段的提质增效

　　党的十八大后，新一届党中央明确提出“智库”的概念，并就新型智库建设多次发表重要论述。2015年1月20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界定了智库定位、主体、功能、标准，标志着中国智库发展进入“精准阶段”。自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各类智库迅速开展十九大报告的学习和研讨，并根据报告中提出的新论断、新观点和新思想，积极主动地调整研究方向和策略。

　　智库发展思路更明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拉开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历史帷幕。新型智库的建设首先要求凸显中国特色，在立足中国国情和中国利益基础上开展研究，提出解决中国问题之建议、解决国际问题之“中国方案”。其次要求立足高端。《意见》中明确指出新型智库建设的总体目标之一就是要“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中央连续发布了《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国家高端智库管理办法（试行）》《国家高端智库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试行）》等政策文件，推动高端智库建设。再次是要求服务人民。新型智库的研究必须以维护国家利益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坚持党对智库的领导，要求智库把重点放在提高研究质量、推动内容创新上。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表明了党对智库发展的责任和担当。

　　智库队伍分工更合理。以往智库建设存在问题的原因之一在于智库与决策部门的工作脱节，没有建立良好的供需关系，尤其体现在官方智库、半官方半民间智库、民间智库三类智库发展严重失衡的情况下。而目前高端智库的建设，其要旨就是处理好智库建设队伍中各方关系，合理分工，突出重点。如党政部门的智库主要围绕党和政府工作大局，着眼于各类热点、难点、焦点问题，尽可能使科研成果转化为政策和建议；高校智库发挥人才和多学科优势，在坚实基础理论的支持下，瞄准国际前沿性、战略性的课题开展深入系统研究；地方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则突出地方特色，发挥深入实地调查研究的优势和理论分析优势，为党和政府提供鲜活国情、省情信息与对策建议；企业智库等各类社会智库则运用其灵活多样的机制优势，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在华国外智库或分支机构则运用自身跨国的人才优势在国际关系研究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智库建设成绩更突出。自《意见》出台以后，各地区、各系统立即着手制定地区和系统内部的智库建设实施方案。经过两年的努力，兴建了大批智库机构和智库网站，取得了一大批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成果，智库研究与学术研究形成良性互动。中宣部和财政部共同制定了《国家高端智库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试行）》，为智库建设松绑助力。智库开展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活动，如二十国集团智库（T20）会议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智库评价体系也日渐完善。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于2015年完成了《全球智库评价报告（2015）》，于2016年启动了“中国智库综合评价AMI指标体系研究”项目，进一步深化对中国智库全面客观的综合评价；光明日报社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从2015年开始对国内智库率先进行综合评价，2017年与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开始联合打造“中国智库索引”（CTTI），成为中国智库界影响广泛、功能多样的信息化平台与数据管理工具；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也连续6年发布中国智库排名。

　　（本文系湖南省社科基金课题“毛泽东科技伦理思想的哲学解读”（16ZXC1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