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金传媒智库（以下简称“问”）：张教授，在您看来，数亿人不辞辛劳不远千里穿越重重困难渡过重重劫难返乡又返城，究竟是为了什么？中国人为何如此眷恋家乡？除了每个人的思乡之情（即“乡愁”），还有其他哪些因素参与其中？

　　张文宏（以下简称“答”）：年春节期间的春运，都会创造人类历史上人员“迁徙”规模的新高。据同程旅游与中国交通报联合发布的《2018年春运大数据报告》预测，2018年春运旅客人数将突破30亿人次。其中数亿人的目的地是自己的家乡。如此超大规模的人口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在城乡之间流动，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和深刻转型。在我看来，这种城乡之间的大流动、大迁徙现象的形成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国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水平逐年提升。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7年底，按照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比率达到58.52%，而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只有17.92%，2000年为36.22%。中国城镇化比率逐年提升的源泉是城市第二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需要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来补充，户籍制度和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改革与完善，为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农业人口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提升创造了巨大的空间。这些已经实现了异地非农化的城市常住人口是每年春节大迁徙的主力军；第二，从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的视角来看，城市常住人口（非户籍人口或新市民）在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等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在身份认同、子女就学就业及社会资本等方面远远没有融入所工作的城市社会，他们当中的多数人也没有能力将自己的父母、配偶、子女接到所工作的城市来生活、工作、就学、就业，留守儿童、留守妻子、留守父母就是这种状况的真实写照。城乡大迁徙的主要功能是实现家庭团聚；第三，部分在城市工作的所谓“成功者”有回乡“光宗耀祖”的心理动机。在城市创业成功的企业家，大学毕业以后留城工作的新白领，考入公务员队伍的“新官员”，甚至在城市打工的外来务工人员，相对于那些仍然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发小、邻居和亲友，无疑是事业的成功者和人生的大赢家。但是这种“成功”如果以城市居民作为参照群体，其受到认可乃至推崇的程度则大打折扣。如果回到故乡，亲朋好友的羡慕、嫉妒、恨，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自己的成功价值，也极大地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所以春节前后乡村豪车云集、家族祭祖烟花爆竹大比拼、乡村婚礼家族宴会上比富斗金也就司空见惯了。与此相对照，很少见到在城市居无定所、连温饱都不能解决的外来务工人员加入春节大迁徙的队伍；第四，城市化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传统文化、民俗、亲情造成了致命的破坏，而乡村则保留了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和民俗，作为“边缘人”的城市新移民只有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通过重温儿童青年时代的春节民俗如祭祖、拜年、庙会、婚庆等活动，才能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和生存的价值；第五，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断裂。尽管一部分新移民是以亲属、乡亲的血缘和地缘渠道流动到城市社会的，但是他所熟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并没有随着地域空间的变动而自动地重建，在社会资本的意义上这些城市新移民本质上外在于以业缘和交往为基础的城市社会网络。一年一度的城乡流动可以暂时缓解他们在城市不能获得的心灵的慰藉和漂泊的不确定性。

　　说中国人特别眷恋家乡，也许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一直与农业社会著称有关系，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发展还不到160年，即使现在土生土长的“城里人”，往上追溯三代的话多数人也是“乡下人”。还有在我们户籍登记的制度设计上，有一栏“籍贯”，要求填写你的祖籍，填写你祖父的出生地，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每个中国人与乡村的联系，也是毛泽东曾经指出的中国城市人与农村人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天然联系。

　　除了每个人的乡愁之外，我觉得许多城市是工作城市、经济城市而不是宜居城市、社会城市有关。毋庸置疑，超大城市相对于中小城市、城镇、农村，其工作、生活的压力特别突出，对于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也更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城市发展现状的不满。上海提出要建设有温度的城市，是让每一个生活在上海的人有家的温暖、有家的亲情。将传统要素与现代要素相结合，应该成为每一个城市发展的理想目标。

　　问：“乡愁”暗示了一种内在的矛盾修辞，是一种苦涩并甜蜜（bitter-sweet）的情愫。您有海外求学和工作的经历，能不能和我们谈一谈您自己的乡愁？

　　答：我曾经在香港中文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毕业之后又在香港科技大学做了半年博士后研究，也曾经在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美国伦道夫学院、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等国家短期工作和访学。在海外学习和工作期间最大的感受，是很难融入当地社会。当时所结交的最好朋友多数是来自大陆的学生和学者。语言、饮食、风俗习惯和社会交往是四个判断社会融合的文化指标。所以我认为缓解乡愁的最佳途径是在文化上融入所生活的当地社会。

　　问：“乡愁”产生的原因之一是空间隔离，随着科技进步，高铁、飞机等交通工具缩短的空间距离，而手机直播更是弥合了时间、空间的间隙，科技的进步会消除人们无处安放的“乡愁”吗？

　　答：以现代交通工具和现代通讯技术为核心的科技进步极大地缩短了空间距离，但是科技进步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人们无法安放的“乡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们的“乡愁”。电子邮件、智能手机的发明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交流方式，微信、语音及视频通话和电子邮件基本上取代了手写书信，但是手写书信在文化的意义上对于缓解“乡愁”还是一种不可替代的方式。

　　问：在2017年底，京沪等一线城市的大城市病非常严重，人口多、交通堵、空气差，当地提出了人口控制和疏解的政策，并设立了严格的人口红线，绝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只能选择返乡。在您看来，这些行动会引发何种影响？

　　答：我认为这产生几个方面的影响：第一，会造成服务业从业人员的严重不足，特别会给居民生活服务带来很大的不方便。城市居民都会感觉到，每年春节外来务工人员的离乡，就给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不方便；第二，会使这部分被驱逐的外来务工人员成为失业者，威胁城市甚至农村的治安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稳定；第三，对法律意识和契约精神有一定的破坏作用。部分外来务工人员与房东或打工的企业签有住房租赁合同（尽管部分租赁房属于违章建筑）和务工合同，而通过行政命令驱逐部分外来务工人员，实质上并没有法律依据，外来务工人员因被迫离城返乡又必须终止住房租赁合同和务工合同，对于刚刚培育起来的居民的法律意识和契约精神有负面的影响；第四，会助长社会的歧视和偏见，不利于新老居民的社会融合与和谐互动。在这场驱逐运动中，带有明显的歧视和偏见，如果任凭这种歧视和偏见在整个社会中蔓延，不可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这部分被驱逐的外来务工人员连同其亲友的人口规模相当可观，如果他们没有幸福感、获得感的提升，甚至有一种相对剥夺和绝对剥夺感，建设小康社会只能是纸上谈兵。

　　我个人觉得解决特大城市的城市病问题特别是人口调控必需以法律为底线，有违公平的宪法精神。也许采取市场手段和社会手段比纯粹的行政手段效果更好。

　　问：在您看来，国家与社会在制度上如何保护这些人（外来务工人员）在大城市最基本的生存权益？

　　答：首先应该从法律上保护外来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对于那些有合法稳定的职业、相对固定的居所、遵法守法的外来务工人员，其就业和维持基本生活的权益应该得到保障。最近几年，部分大中城市放开了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子女的入籍条件，一些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也推出了积分入户的时间表，相信户籍制度的深化和完善将逐步解决大城市的新二元结构问题；其次，社会应该倡导、鼓励宽容意识和平等意识，为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发展创造更多的空间；再次，允许外来务工人员成立自己的社会组织，以维护和保障他们在城市工作、生活和发展的基本权益。

　　问：您曾经对农村社会关系进行过调研，近些年来的大规模的农民工进城打工，是否也对乡村社会关系造成了影响？

　　答：近年来大规模的农民工进城打工，对乡村社会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传统上以血缘和亲缘为核心的乡村差序格局正在逐步转向血缘、地缘和业缘相结合的工具性差距格局，其中利益、经济交换正在与血缘和地缘一起成为决定关系亲疏远近的混合因素；在处理乡村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是传统标准与现代标准的有机结合，这正是流动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乡村精英不断实践的结果；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中国农村社会网络的规模不断扩大、趋同性在减弱、异质性在增强、社会网络的紧密程度也在降低。

　　问：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进一步支持返乡下乡创业的措施，激活农村资源要素促进乡村振兴，近些年也有一些“新市民”选择返回家乡就业甚至创业，逆城市化、乡村复兴也成为热门话题。在您看来，乡村振兴或者说乡村复兴的关键点在哪里？这股由政府主导的返乡创业中是否有些问题需要我们警惕？

　　答：新时代乡村振兴或乡村复兴的关键点有三：一是乡村振兴的专业人才保证。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如乡村企业家、农业职业经理人、乡村工匠、文化能人等，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和乡土贤达。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引进外来人才，用更加优惠的政策留住现有人才，探索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专业人员及城市地区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到乡村和乡镇企业挂职、兼职和离岗创业的制度创新，掀起新时代“上山下乡”的新热潮；二是乡村振兴的资金来源保障。由政府主导的乡村振兴战略，其实施必需确保专项建设资金的落实。各级政府的财政投入应该成为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同时，鼓励和支持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控股企业履行其社会责任，投资于乡村振兴的重点项目。此外，以优惠政策吸引民间资本和村民个人投资于乡村振兴项目，让村民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积极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三是抓住农民收入增加这条主线，切实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过去40年之所以出现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进城，一个主要的动因是城乡差距过大、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过大，在城市打工可以获得几倍于农村的收入。如果没有切实提高农民的收入的具体举措，不能实现让农民富起来的目标，也不可能将目前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拉回来”。建设新农村、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最终还要靠农村的内生力量---新时代的新农民。

　　在由政府主导的农民工返乡创业过程中，尤其要警惕将城市淘汰或行将淘汰的落后产能、设备和项目转移到农村，以牺牲农民利益、破坏和污染农村环境来换取所谓的经济发展，乡村振兴战略的底线应该是绿色、生态、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再也不能走先发展经济后治理环境的老路；乡村振兴绝不允许以剥夺农民、牺牲农村为代价，避免形成与目前城市发展相类似的乡村新二元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