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也是一条文化带。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总书记关于长江文化的论述为我们重新认识长江经济带、长江文化对中国历史、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提供了重要指南。

中国历史的“双螺旋结构”

以良渚遗址为核心的长江下游地区，被证明不仅不是化外之地，而且是中华文明的曙光。可以说，几千年来，华夏文明实际上是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双螺旋”博弈与融合的结果。

传统中国，具有大河文明的主要特征，以农耕为主，靠水而居。由于地广人稀，早期的华夏与北方游牧民族总体上相安无事，只是偶尔发生小规模摩擦事件。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与人口的繁衍，对资源的争夺逐步升级，华夏与北狄西戎等游牧部落之间发生的争执越来越多，才有了战国至秦朝直到明朝修建的万里长城。值得注意的是，这座伟大的军事防御工事，在很大程度上与400毫米等降水线相重叠，反映了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之间的地理分野。

在与北方草原的长期对峙中，黄河流域也发展了相对强大的武装力量。战国末年，秦楚争霸实际上是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第一次争霸。然后是三国时期，黄河流域的曹魏与长江流域的东吴蜀汉之争。

长江流域成为延续中原汉族生存的避难所。从东晋开始的南北朝，后来两宋与辽金夏的对峙，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已经充分融合。长江流域的开发在京杭大运河开通后，逐步与黄河流域相融合，尤其是元明清三代，500多年都在大一统国家的治理下。

元明清时期，首都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搬到燕山脚下的北京，显示了两大流域的整合已经结束。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除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异，意识形态各方面已经充分融合。

因此，中国历史可以说是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共生共荣、相爱相杀的罗曼史，最终共同形成了中华文化丰富的精神世界和统一的文化相貌。黄河流域的儒家与长江流域的道家，成为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双引擎。

长江流域文化地位的擢升

长期以来，中国政治中心主要在黄河流域的中原，西安、洛阳、开封一线一直是中国大一统政权的京畿重镇。

每当汉族遭遇强大的北方草原文明侵袭时，长江流域便成了汉人最后的堡垒。从西晋永嘉之乱后，衣冠南渡，再到唐中叶安史之乱后的大迁徙，以及南宋、南明，直到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大运河开通之后，随着南北交流的加深，长江流域经济社会迅速发展，逐步取代中原地区，成为粮仓。

从北宋时期，尤其是王安石变法以后，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江南世俗地主阶层开始崛起，中国的文化中心也逐步南迁到长江流域。清朝时期，仅苏州一地，就贡献了26名状元。江苏沿江地区作为古代中国“江南”意象的主要载体，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诗篇和名人足迹，以及与之有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而为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奠定了坚实基础。

长三角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引领作用

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长三角地区从南宋以后，一直享有“天下粮仓”的美誉。事实证明，东南地区尤其是长三角地区不仅有着较强的自理能力，而且具有强烈的开拓进取精神。

长三角地处大河文明与海洋文明的交汇点，也是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处于文明交汇碰撞的前沿。尤其在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下，长三角地区较早地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了我国最早的民族工商业以及最有革命性的工人阶级。

在先进的生产方式之下，创新文化逐步深入人心，“不敢为天下先”的传统观念被摒弃，机遇意识深入人心。

当腐朽的封建统治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时，南方群众最早产生了推翻反动统治的诉求。清朝统治末期，更南方的珠江流域成为革命力量的策源地。北洋政府时期，在上海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在由此发端的红色革命浪潮中，湖南、四川、江苏所孕育的革命领袖，江西、湖北、安徽三省的诸多将军县，无不证明了长江儿女为中国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

改革开放之初，也是在长江流域开展了大包干、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而后，浦东开发又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格局。可以说，在近百年的历史进程中，长江流域代表了“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自我突破、自我革命、一往无前的精神。

改革开放40年来，长三角地区乘势而上，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各项工作都走在了全国的前面。在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新起点下，以长三角为代表的江南应当有更重的责任担当。

从这个意义上看，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段建设不仅仅是对祖先的致敬，更是对时代精神的褒扬，是一种新的时代担当。

（作者为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紫金文创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