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南京大屠杀在军国主义日本侵略中国的过程中产生于特定的空间里，中国放下武器的军人和普通平民被屠杀的背后，是日本帝国主义建立其殖民统治秩序的图谋。在南京大屠杀的空间中，外国侨民进行了局部的空间生产，产生了巨大的人道主义价值,具有世界性意义。战后，在日本右翼势力美化侵略战争、否认南京大屠杀史实的背景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基于历史遗产进行了空间的再生产，以表达中国人民的战争记忆与和平理念。

南京大屠杀是在一个特殊空间中进行的。这个特殊空间的产生，是作为日本帝国政治工具的日军，在激进派军官的统率下，突破原定作战区域而制造出来的。诚如法国学者列菲伏尔所言:“空间是一种在全世界都被使用的政治工具……它是某种权力(比如,一个政府)的工具，是某个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的工具”。讨论南京大屠杀空间的产生过程，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洞察当年日本显示其帝国意志的特征。然而，空间并不是单一层次的，在南京大屠杀的空间里，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中立国人士进行了空间生产的尝试，他们创建的南京安全区，展现了战争环境中个人努力所能达到的高度和空间生产的功能。

由于日本右翼势力不断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基本史实，以及南京大屠杀历史在中国国家记忆中的特殊地位，1985年，中国建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构建了一个缅怀日本侵华战争受害者、体现和平理念的空间。2014年以来，中国连续在这一空间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这一空间的政治性获得了新的时代意义。本文着眼于在特定空间范畴里讨论南京大屠杀这一特定历史事件所体现出的不同侧面和“意义”，并结合实践，以进一步发展列菲伏尔的空间政治理论。

南京大屠杀空间的产生  

1937年12月9日，日军占领南京东、南两面外围各阵地。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作出强硬回应，下达“卫参作第三十六号”命令。

按照唐生智这一命令，南京将成为中国军队与日军血战到底的空间。12月10日，日军对南京发起总攻击，经连番激战，中国军队阵地动摇。12月12日中午，唐生智签发了撤退令。

唐生智仓促下达撤退命令，并未有效送达各部队，各部队陷入混乱，结果除少数部队正面突围到日军后方，绝大多数中国军队蜂拥向城内撤退，经中山路、挹江门，退到下关至燕子矶一带江边。

12月13日，日本海军切断南京长江江面，扫射正在泅渡长江的中国军人。接着，日军占领南京全城，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外地难民、南京数十万市民以及20多位外国侨民，被置于南京这一与外部隔绝的城市中。这一空间具有极大的封闭性，外界无从得知城内的实情，城内也无法向外界寻求帮助。

作为当地日军最高指挥官的松井石根，明知暴行发生，却不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放任屠杀暴行。南京就此成为大屠杀的空间。

南京大屠杀空间中的空间生产  

中国政府在南京被占领前向中国西部迁移，以重庆为陪都，以武汉为中心进行持久抗战,此后，南京城陷入无政府状态。在这一有待形塑的空间中，日军的计划是，扶植傀儡政权，复制其在伪满洲国等地已经建立的殖民统治空间。松井石根受命担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时即表示,“我军应该以迅速进攻南京为目的,向中支那派遣必要兵力（约五个师团），必须一举推翻南京政府”。12月5日，松井向日军参谋次长多田骏说明了其占领南京后的打算；“方面军在攻占南京后,首先要将西山派、政学派和段字派以及那支的亲日派联合在一起，再将江苏、浙江和安徽合并在一起成立一个独立政府”。1937年12月20日松井来到南京时，即表达了乐观情绪；“估计用不了多久，便能够组成维持治安实行自治的支那人团体。”但在其秩序尚未建立的“空位期”，滞留南京的中立国人士抢先进行了空间生产，这一空间的内涵和外形，并不同于日军的设计，而体现了西方人士的期望与价值观。

日军占领南京前，大量在南京的外国侨民离开了南京，但仍有20多名外国教育、宗教、商务人士留在了南京，他们创建了“南京安全区”这空间，并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为平台，从事人道救援活动。

1937年12月21日，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曾前往日本大使馆递交了一封抗议信，信后有全部22名侨民的签名。此外，南京郊区还有西方人士驻留，即德国人卡尔·京特和丹麦人辛德贝格。他们加上前述22位住在城内的西方人土共24人，是南京大屠杀空间中进行局部空间生产的主力。

“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它往往蕴涵着某种意义”。这些西方人士构建或协助构建的特殊空间，来运行南京处于“空位期”时他们的人道事业。“南京安全区”位于南京城西北部，面积3.86平方公里，占南京城面积的1/8。安全区是南京沦陷后特殊的空间，其存续和运行，一依赖欧美侨民的人道精神和与中国人民休戚与共的决心；二依赖当时处于中立地位的欧美各国及其设定的条约利益；三依赖日军当局措辞含糊的“默许”。

南京安全区内难民收容所的房源，主要来自美国产业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国中小学的校园；离开南京的外国公司和外籍人士的房屋;战前建成的主要为国民政府要员居住的“新住宅区”,其中不少由房主委托给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看管和使用等。这些房屋，在国民政府决定西迁后基本处于空置状态，或由少数仆役看守。也就是说，这些多少与外国利益相关的产业，成为生产新空间的材料，这是空间生产无法剥离于政治的，看似偶然，实则其来有自的明证。

其实，“安全区”并不绝对安全。欧美人士在报告、制止日军暴行及救助中国民众的过程中，即时做了大量的文字记录，并收集了一些中国人的目击证言，这些文字结集为《南京安全区档案( Documents of the Nanking Safty Zone)》)，1939年由燕京大学教授徐淑希编译出版。内中记录了1937年12月15日到1938年2月7日发生在安全区和附近地区的444件日军暴行案例。这些中立国人士均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当时就意识到南京发生的事件必将被载入历史，因此对案例的记录非常认真，时间、人物、地点、过程、后果等信息十分具体，很多还加注了目击者或报告人的姓名。

但是，由于欧美人士不顾自身安危，看护和救援难民，“安全区”内确实比安全区外安全一些。“以历史性的或者自然性的因素为出发点，人们对空间进行了政治性的加工、塑造。”中立国人士建立的南京安全区，利用了中立国地位和条约体系这一近代中国被列强强行赋予的政治的和历史性的因素，也利用了安全区业已存在房屋等“自然”条件。但其人道主义特征，却是和日军企图通过占领中国首都、摧毁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这一政治诉求相抵触，所以在中立国人士创建的空间中出现了激烈的对抗。

中立国人士主导的“安全区”空间，存续时间并不长，在当时强势日军的压迫下，其命运不可知，但即使如此，也使得当时的南京呈现出与中国其他被占领城市完全不同的面貌，不仅使中国抗战的世界性意义得以进一步凸显，也使南京大屠杀相关档案成为人类记忆遗产的重要基础。

空间的再生产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   

1949年后，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中国的主流言说语境一直是“发动侵略战争的是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南京大屠杀史被放在日本侵华史中叙述。20世纪60年代初，南京大学历史系日本史小组教师高兴祖带领学生进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调查，1963年，江苏人民出版社据此印刷了油印小册子《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但未正式出版。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中断的结果是，1980年代以前，中国大多数大中学生都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存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专门纪念性空间自然也没有出现。

20世纪80年代初，中日关系经过一段以友好为主轴的历史时期后，日本右翼势力再次挑起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争论。东亚政治的变动，促成了新空间的生产。1983年，南京市政府成立“南京大屠杀建馆立碑编史工作小组”，同年12月13日，在南京江东门日军屠杀遗址上竖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奠基碑。1985年，邓小平题写了纪念馆馆名。同年8月15日，纪念馆建成开放。同时，在当年日军屠杀地点或遇难者丛葬地草鞋峡、燕子矶、中山码头等17处遗址建立了纪念碑。一个系统性的、浓缩南京大屠杀历史、具有鲜明指向的空间就此生成。

纪念馆的空间生产及其展陈内容，贯彻了回应、批驳日本右翼的问题意识，并由悲情记忆导向爱国主义的价值取向。纪念馆成为凝聚相关历史记忆、批驳日本右翼、团结和平力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记忆不断生长，充实着空间，使空间日益增厚其意涵。现在的纪念馆，其空间语义相比1985年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

2014年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将每年的12月13日设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者”。

如此，纪念馆从一个祭奠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空间，演变为祭奠所有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死难者的空间，它实际上寓意着，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死难的外国人亦在祭奠之列。

余论  

南京安全区是仿效法国神甫饶家驹建立的上海南市难民区而生产出来的空间，这一空间创设的本意，是为“空位期”的南京平民提供庇护场所，以便日军有序地接管城市；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组织，但在大屠杀之后，国际委员会一方面行使了市政管理职能，并代表难民利益与日军当局及日本外交人员交涉制止日军暴行，为难民争取生存权；另一方面，代表西方国家，保护其在南京的利益。这一空间政治性和社会性功能的自我生长，使其甚至超越了“正规国际组织”的历史地位，具有世界性的意义。

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空间生产出来以后，它所讲述的故事和所表达的意涵，不仅是中国国家历史记忆的“标准化符号”，而且使每一位参观者获得自己个性化的体验——参观者在这一空间中被告知的内容和以此为基础进行的知识再生产并不相同。更重要的是，这一空间自出生以来，便以“滚雪球”之势扩展自身的影响力，传播自己关于那一段历史的认知和认知“标准”，这一空间的思想能力和表述能力甚至已经超出了它的设计师和规划者的预设。列菲伏尔说，建筑师“将自己的思想和理解放到（Localiser）规划图纸上，并通过投射（Projetant）的方式，让某些东西（欲望、功能对象）直观化（Visualiser）。”他显然只看到了空间生产的一面。

原文载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19年第三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