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上个月发布了《“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的通知》，并在其中坦陈了一个基本事实：“十三五”时期，我国人口老龄化仍将快速发展，预计到2020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增加到2.55亿人，占总人口比重提升到17.8%左右。同时，高龄、失能、独居和空巢老年人数量将进一步增加，全社会用于老年人养老、医疗、照护、福利等方面的支出将持续增长，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任务十分艰巨。在此基础上，《通知》强调建设“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在此政策背景下，4月24日晚，紫金传媒智库的研究员们以“中国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为议题进行了在线研讨。本次研讨由紫金传媒智库研究员、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副系主任郭未副教授主持，智库高级研究员孔繁斌、李刚、闵学勤，研究员裴雷、郑安光、康乐乐、燕志华、王宁、孔昭巍、施爱春，智库博士后张恒山等上线讨论。

　　传统养老方式不断弱化，现代养老服务业发展滞后

　　中国传统的养老方式以家庭养老为主。郭未表示，他对“西部农村地区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议题持续的关注，源于他个人的家庭经历——外婆晚年悲惨的境遇。在进行西部田野时，他发现：“和我外婆一样命运，家有儿女，却依旧孤独地在预备着以悲壮并孤楚的方式‘等着’行往天堂的老人太多了。理论上，我外婆是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然而她老人家却在萧瑟的山村以一种悲壮的方式离开了人世。我想一定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是我的父母以及舅舅们不孝敬老人吗？是他们残忍地将我外婆变成一个空巢老人吗？”

　　涉及人口众多的农村养老是我国最大的特色,而这一群体又最容易被遗忘。郭未结合相关文献并对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汇总数据梳理后发现，中国西部12省农村地区老年人口（60岁及以上）3000多万，有老年人的家庭户2200多万，其中空巢家庭接近600万户，不论规模还是比重均高于城镇，这对西部农村家庭养老提出了非常严峻的挑战。在当前人口普遍迁移背景之下可以预见西部农村的老龄化会愈来愈严重。

　　裴雷对于“空巢”现象表达了更深层次的无奈：他的父母在农村，作为子女，他有足够能力提供农村养老，却没有足够能力转化为城市养老。城市养老意味着更大的房子、更贵的医疗。年轻一代的家庭养老支出居高不下，限制了农村老人进城养老，导致老人即使在有子女保障的同时依然被空巢。大部分进城务工者也是如此，养老是系统工程，城市养老和农村养老并不是孤立的。老人已经在社会结构中被功能化了：在农村要抚养孙辈，是走不开的问题；狠下心到了城市，又住不下来，就算住下来，生活不习惯就呆不长久。这不单单是经济问题。以前为什么没有养老问题？因为老人社会功能没有被分离化，没有被地域扩散和稀释，可以在地解决养老与被养老的问题，而现在不行了。

　　郭未指出，在流动人口中出现了一个普遍现象即是“孩子是未来，老人是负担”。他们不多的收入更愿意投入孩子的教育，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一些抽样调查数据显示他们对于子女的教育期望较高。这些青壮劳动力获取更多工资收入，却很难形成经济反哺。孔昭巍指出，敬老养老助老社会氛围在浮躁的今天太缺乏了，老年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缺失，很多年轻人甚至把老年人当成负担和拖累。张恒山提到，2008年，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刘燕舞老师带领的研究团队在湖北省京山县进行田野调查。当问到村庄里有没有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现象时，得到最多的回答竟然是：“我们这里就没有老年人正常死亡的。”在京山调查的半个月里，有村子又发生3起老人自杀事件。经统计，各村去世的老人中，死于自杀的比率高得惊人，“至少30%，还是保守估计”。

　　传统家庭养老的方式逐渐缺失，现代养老服务业是否有所发展呢？李刚和郑安光的观点颇具代表性，现在好的养老中心太贵，普通人根本负担不起，而且昂贵的费用与悉心的照料不一定成正比。相比在欧美发达国家，大部分老年人都选择住进养老院，在里面接受专业的养护服务。而中国就算有足够的费用，也找不到一家令人满意的养老院。

　　孔昭巍认为，目前现代养老服务业发展中，老年人权益保障和养老服务业发展方面的法规政策仍然不够完善；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障水平没有普及到千家万户，依然存在盲区；以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养老机构养老、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尚属于初级阶段。

　　养老服务中还严重缺失对老年人精神文化服务的关照。孔昭巍就指出，目前缺少老年宜居的养老环境，以及适合不服老的老年人社会参与的事务，满足夕阳红发挥余热的机制。老年文化、体育、教育事业仍然在很多地区缺乏甚至匮乏，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需求。

　　社会结构的变迁与养老体制的差异，中国养老之路困难重重

　　对于中国养老目前出现的多重困境，郭未指出孝道观念的淡化、低生育水平下子女数的减少、人口高龄化从不同方面冲击着家庭养老。而且，随着中国区域不平衡性的经济发展、劳动力人口迁移，较为贫困的西部农村部分老人可能从外出务工的孩子那里得到一定的经济资助，但这种变迁更会通过削弱父母的权力和对年轻一代的控制力、减少成年子女数量，造成代际分离和减少多代家庭数量，从而侵蚀经济相对落后地区（西部农村）家庭养老，使其功能进一步弱化。

　　康乐乐认为，中国养老问题是整个社会结构的问题。中国的老人并没有预期到未来会自己单独照顾自己，同时整个社会也没有把这种需求作为主要需求。欧美社会结构成熟，大多数人已经预计到未来需要一个人生活，因此在社会、经济规划上都把这些考虑进去。目前问题的根源是，我们变化太快，各种结构跟不上。

　　郭未指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Peter McDonald教授曾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说到“家庭能在何种程度上提供养老保障取决于文化、家庭成员在人口学和地理学意义上的可获得性、家庭成员的经济能力和提供养老的意愿，而这些因素中任何一个发生变化，都会最终导致家庭养老体系的变化。”这些年在中国社会经济不均衡发展、人口流动及低生育水平的影响下，西部农村老龄化与家庭小型化、空巢化相伴随，家庭养老资源严重不足，使得这些地区的家庭养老服务发展存在缺乏“应急的生存风险控制机制”等问题。而这种风险是贯穿于养老的“经济来源”、“生活照料”，乃至“精神慰藉”三大层面的。

　　研究研究要转化成政策，养老产业形成力量才能有议政权力

　　计划生育政策，社会经济背景剧烈变迁，政府配套保障应对措施滞后，没有社会保障的老年人群及家庭的养老兜底功能弱化，在形势如此复杂严峻的现实面前，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商业养老产品投资风险不确定性极高，老年人的权益保障和自我保护意识亟待提高，老年人的心理问题自我排解能力不容乐观，老年人的养儿养女防老愿望难以实现，这些问题如何解决？作为智库，该如何为养老问题的解决做出贡献？

　　孔昭巍提出，社区养老，自治养老，乡镇养老，关键是要关爱老人。老年这个群体的心理健康非常重要。在中国社会从养儿防老到养老还需靠自己转变过程中，要从自我养老转到社会养老，抱团养老。

　　孔繁斌表示，智库可以锁定养老政策领域做些持续研究，拿出一份报告，做一个区域养老质量指数并发布。养老政策的推动或养老政策变迁，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目前情况是研究多、政策倡导多而政府回应慢，好的政策构想如何才能被政府承认，进而落实在政策更新中呢？从行政管理角度看，关键是养老政策执行机构在政府中话语权小。经验表明，产业强大，在政策议程中的话语权就占优势。因此，要促进养老政策倡议联盟力量的形成，还有待遇养老产业的强大。社会学/人口学的研究比公共政策的研究深刻，但其研究成果转换为政策的力度不够，也就是说关于养老的来自社会学/人口学的知识没有形成“权力”。前几年他参加城镇生育保险政策修订，之所以成功主要是妇联作为关键行动者发挥了政策企业家的作用，而养老领域没有哪一个机构能成为政策企业家。闵学勤同意有关政策话语权的判断，表示确实需要形成产业力量才能有议政权力。

　　郭未对社会学/人口学和公共政策能形成研究合力表达了期待。人口学一般是在宏观层面并以数据分析为手段去探讨相关政策议题，如此有温度的人都成为了“客观”的数字，如此的研究难免存有缺陷；而他现在正在从事的社会工作专业，强调人的异质性，强调对个体生命的尊重，践行面对异质个体的实务。如果能在两个专业之间寻求一种可能的嫁接，如此，结合人口学的数据视野与社会工作的具体实务形成的政策领域的研究就必然在客观之上多一份人文关怀，也相应地使得如此合力而成的研究更具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