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是巨量的，既有资本、土地、技术、劳动力等经济因素，也有思想、文化、观念、制度等非经济因素。文化作为一种非经济因素，在现今经济活动中，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明显，而且比其他因素的影响更具深刻性、根本性和持久性。我们在研究新时代经济问题尤其是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时，不能仅从战术层面去考虑，那样难免隔靴抓痒。还应站在战略高度，多用一点文化视角考察经济。本文选择狭义文化的角度，联系经济高质量发展，就从事经济活动的江苏人所具有的独特的价值取向、社会心理、性格禀赋等谈点浅见。

　　第一，正确的价值取向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前提

　　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可在经济领域，这个问题为什么长期以来一直没被重视？如今，党的十九大已经将“坚持以人为中心”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加以确立。由此，“以人为中心”就应该作为判定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根本尺度，把为城乡居民谋幸福作为一切经济发展行为的价值取向。

　　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需要领导者在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实现由“唯上级”向“唯人民”的转变。毋庸讳言，尽管老一辈革命家陈云早在1990年就有“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训示，但至今，在经济发展领域，“唯上”仍是不难发现的一种文化现象。

　　“不唯上”，不是说不要听上面的。各地在谋划推动经济发展时，当然要把中央的精神、省市委的精神作为发展的依据，问题在于，必须要将这一依据同更具根本性的依据——本地、本部门的实际结合起来。比如，十九大提出“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民生七有”要求。那么，江苏的苏南地区乃至整个扬子江城市群区域在落实中央精神时，就可以运用本地发展优势，把要求再提高一点，努力做到“幼有科育、学有优教、劳有多得、病有良医、老有颐养、住有宜居、弱有精扶”。“唯人民”，不是倡导民粹主义。最近在网上流行的总书记的一句话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他说：“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各地党委政府在谋划经济发展思路、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必须始终坚持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把人民满意不满意、幸福不幸福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紧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紧扣“吃穿住行用游购娱学康”等老百姓关心的每一个生活环节，通过经济发展质量的不断提高，促进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生活品质的不断提高，让广大人民群众从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增加获得感、幸福感。

　　实现经济领导工作在指导思想上的根本转变，一个关键环节在于构建一套价值取向鲜明、确保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激励机制，核心是考核体系。与高速增长期相比，追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必将使得未来区域竞争的焦点发生变化。比如，不再竞相攀比GDP的绝对值，可能会围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出现聚集整合创新资源、争抢高端创新人才、建设国家或区域创新中心的竞争；围绕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可能会出现更多注入优秀传统文化和先进现代文化元素的营商环境的竞争；围绕强化城市及区域在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城镇体系中的地位与影响，可能出现吸纳中高级发展要素、形成对本地有利的产业分工的竞争；围绕经济领导工作指导思想的转变，可能会引发“让人们生活更美好”的城乡发展模式和城镇体系结构的竞争；围绕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还会出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竞争等等。未来对领导干部的考核，应当针对上述可能出现的种种竞争新态势，重点扣住就业创业、创造创新、质量质态、生态生活、素质素养等方向，科学设定一套能够有效引导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可喜的是，一套《江苏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与监测实施办法》呼之欲出，正在加紧完善中。

　　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需要各级城市政府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实现由“面子政绩工程”向“民生实惠工程”的转变。基础设施投入是城市经济发展和投资建设的重头戏。坚持“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就要在建设地上基础设施的同时，更加重视雨污分流等地下基础设施的建设，有效避免一下雨就变成“堵城”、给群众带来极大不便的现象。在建设机动车快速通道的同时，要更多考虑方便广大普通群众的道路建设，诸如公交专道、人行步道、自行车道、生态绿道、安全过道、地下通道和残疾人道等。一下子普遍提高城市广大中低阶层的收入，是不太现实的。但是，城市政府更多顺应中低收入人群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将基础设施投入向他们倾斜是完全可能做到的。通过这样一种投资政策的明显倾斜，至少可以让城市广大中低收入人群感受到政府在忧他们所忧、急他们所急，并且让他们在乘坐公交、步行锻炼、赏花阅绿、从容过街等方面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先待遇。

　　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需要企业家在企业发展实践中，实现由“资本的奴隶”向“资本的主人”的转变。资本的本性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但资本毕竟是由企业家掌控的。如果企业家将不顾一切地赚钱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那就成了“资本的奴隶”，就会加剧对有限资源的无度攫取、对生态环境的肆意破坏和对社会诚信乃至整个社会风气的亵渎。这是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背道而驰的。在进入新时代的今天，一个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城市企业家，一定要当好“资本的主人”，确立“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成就”的价值取向。这样，就不会只为享乐而从事经济活动，就会在为自己谋利、为企业盈利的同时，依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根据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努力生产更多优质产品，提供更多优质服务，进而使自己的创业境界不断升华，尽其所能地担负起为城乡居民谋福利作奉献的社会职责。

　　第二，健康的社会心理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适配土壤

　　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认为：“行为是文化的函数”。因此，“人的经济行为更多地取决于他们的文化特质，取决于价值支配下从事经济活动的态度、动机和心理”。改革开放40年了，我们国家的社会心理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广大人民群众思想的独立性、多样性，参与感、维权意识都在明显增加，对社会治理也有不少新的诉求。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的发展，更是催促了社会心理变化的速度与强度。在这种背景下，尤其需要重视对健康社会心理的引导与培育。十多年前，我们在昆山帮助总结其文化发展经验时，第一条就是“承继优秀历史文化，为引领改革发展培养良好社会心理”。比如，在昆山不乏来昆投资的富人，甚而也有一些投资者干脆就选择在昆山安家落户了。昆山的普通百姓和诸多富人同居一城，却保持着一份平和的心态，仇富恨富等不良心态在那里形不成社会气候。今天，我们处于从经济高速增长转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特别需要每个地方、每座城市具有健康向上的社会心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少需引导全社会形成以下几种文化心态：

　　——摈弃依赖，追求创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增加。这就要求我们在今后履行经济发展第一要务的实践中，进一步树立“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主动摆脱传统路径依赖，坚持从江苏实际出发，采取新的发展方式，运用新的发展手段，探索新的发展路径，在全社会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氛围。社会文化心态越包容，吸引的人才就会越多，这是一条铁律。2018新年伊始，南京重磅抛出人才新政，力度空前，反响积极，可喜可期。然而，笔者以为，与此同时，还需要借势排找一下南京以至江苏在社会文化心理方面之于人才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深层影响因素。

　　——摈弃粗放，追求精致。经济高质量发展，既需要高端产业要素，也需要优等优质产品，还需要高素质人力资本。德国的制造业产品之所以普遍受到全世界的青睐，这和德国人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是密切相关的。相反，粗放的经济文化则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格格不入。比如，南京人包容大度、从不排外，这是一种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开放心态。然而，南京的经济文化还是有点粗放，一句“多大个事儿，没得关系”的口头禅，透射出的却是凡事不讲究的深层文化心态。

　　——摈弃埋怨，追求奋斗。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奋发有为的正能量，埋怨则是阻碍发展的一种负面文化心态。改革开放40年来，江苏区域发展的成功与教训都表明：哪个地方的社会心态比较平和，较少埋怨，不懈奋斗，哪个地方的发展就比较快、比较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当苏南地区在抢抓乡镇企业发展机遇时，当时苏北某市的少数领导干部就在埋怨：我们这里离省城太远，省里对我们不重视，省领导很少到我们这儿来。当九十年代苏南正在抢抓上海浦东开发开放机遇、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时，又有人埋怨：我们这里基础太差，哪会有什么外商愿意到这儿来投资？新世纪之初，省委号召学习昆山经验，个别领导干部在参加有关会议讨论时说：昆山经验好是好，就是我们学不了。如今，省委对区域发展布局作了重大调整，将原来的三大地理板块，重新调整为“1+3”的功能板块，被划入生态经济区的个别领导干部又埋怨说：发展生态经济，说说容易，到底怎么发展，谁搞得清啊？在经济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这类动辄埋怨的文化心态实在是要不得的。任何一个国家或区域在发展上的成功，都不只是靠优越的地理区位、丰富的物质资源或廉价的劳动力发展起来的，归根结底，还是要靠不怨天、不怨地、埋头奋斗的文化心态和精神状态。

　　——摒弃“官本位”，追求“民本位”。江苏这方水土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有着崇文重教、创办实业的优良传统。同时，江苏人受到“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等封建思想文化的影响也比较深，官本位意识比较浓。一些企业家反映：在江苏可以创业，但难创成大业。这么多年来，江苏的创业环境虽有改善，但与同处东部沿海的其他省份比，缺乏大的突破，较少惊世之策。我们不妨对同处长三角的南京、杭州这两个省会城市所拥有的规模巨大的独角兽企业作一比较：据今年3月国家科技部正式发布的《2017年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 和 《2017年中关村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统计，当年杭州有“蚂蚁金服”、“阿里云”等17家，总估值1419.4亿美元；而南京仅有汇通达、孩子王2家，总估值31.9亿美元。窥豹一斑，从南京独角兽企业发展状况可以想见，时至今日，江苏和浙江在发展环境上的差距仍是很大的。分析其原因，根子恐怕就在官本位文化上。推动江苏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一大批有文化、有追求、有胆气、有创造能力的人。而这些人往往更专注于事业、技术和产品，不会将太多精力消耗在与领导人、官员的相处和交道上。因此，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必须要针对江苏“官本位”文化心理，重点宣传那些身边看得到、亲身感受得到的不是官员却为社会为人民作出突出贡献的企业家和平民百姓，真正让这些人走在街上让人羡慕，出现在电视镜头上让人追捧。对于那些为地方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又赢得社会公认的有功之臣，无论其身份，哪怕是农民工，是不是可以大胆地为他们塑个雕像，写部电影，甚至将他们平凡而伟大的业绩写入教科书？

　　第三，良好的性格禀赋是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驱动

　　城市是区域发展的火车头，是现代文化最合适的载体,也是一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城市如人，外在的形貌是它的面孔、身材，内在的精神则是它的性格。城市有城市的文化特性，城市人有城市人的性格禀赋。城市及城市人的文化特性和禀赋，往往代表着每一时代最突出的文化性格。好多年前，就有人对中国一些城市的特性做过研究，说最大气的城市是北京，最奢华的城市是上海，最懂生活的城市是广州，最包容的城市是深圳，最休闲的城市是成都，最具男子气的城市是大连，最令人伤感的城市是南京。当然，这类评判，难免以偏概全，但其城市文化个性特征总会程度不同地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中得以投射。

　　城市人作为城市经济的主体，其性格禀赋对于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则更为直接。这些年来，笔者在参与相关城市规划或城市发展研究时，对这些城市的人们的性格禀赋做了一些研究，目的在于从深层面上揭示出影响当地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的文化因素。这里仅以杭州为例。新世纪之初，我们曾对杭州人性格形成的历史因素与现状特征作过研究，指出“固步自封的传统文化心态成为制约杭州人前进的沉重历史包袱”。当时，我们对其负面性格禀赋的剖析是比较犀利的：联系现代经济是宏观型经济，指出杭州人有着一种“自耕垄田”的文化特性，意在提醒他们尚未打破坐井观天的文化禁锢，缺乏放眼世界的开阔视野；联系现代经济是开放型经济，指出其“勾留西湖”的文化情结，意在提醒他们尚未摆脱不思进取的精神状态，缺乏以四海为家的博大胸襟；联系现代经济是互补型经济，指出其“醉浴暖风”的文化心态，提醒他们受南宋偏安、奢靡之风的影响，缺乏对市场环境变化的冷静审视和灵活应对；联系现代经济是竞争型经济，指出其“商唯坐售”的营商文化，提醒他们仍在沿袭传统经济发展理念，缺乏投身市场、勇于拼搏的时代修为；联系现代经济是风险型经济，指出其“沉湎山水”的文化性格，提醒他们阴柔有余而阳刚不足，缺乏敢闯、敢试、敢冒的创业精神。

　　如今，17年过去了，全国人民有目共睹的是杭州已成功地实现由西湖时代迈向钱江时代的跨越，正豪迈地走在经济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大道上。2017年，杭州的新经济尤其是信息经济发展如日中天，信息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已高达50%以上。马云在杭州举办G20峰会前夕曾就 “阿里为何把总部设在杭州”这个问题作解答：“杭州不仅是我的家乡，它还拥有创业精神，包容民营公司的发展，更聚集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北京更追捧国有企业，上海则更青睐外资企业，在北京、上海我们什么都不是，要是回杭州，我们就是当地的‘独生子女’”。此番话语可以验证，10多年前杭州人的性格禀赋如今正悄然发生着变化。对比当初看现在，杭州经济与城市的发展变化表明：人们的性格禀赋之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绝对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内在驱动力量。

　　由是观之，笔者想到，江苏要成功迈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是否该对江苏文化作一番研究与思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