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四十年中，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由此产生了“中国经济增长之谜”，它是一个亟待破解的有着重要经济学意义和现实政策价值的问题。中国经济增长的世界奇迹，是市场取向改革的胜利。改革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和困难，是市场取向改革推进不足或市场取向的改革推进过度的综合产物。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新思路、新局面和新思考，仍然要在市场取向改革的大背景下进一步解放思想，塑造政府和市场在各自领域中“双强”的经济体制。

　　1、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主要阶段和特点

　　大体上可以从三个视角对中国改革的阶段和特点进行梳理、归纳和整理。

　　改革阶段划分的视角之一，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里讲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逻辑是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第一个阶段就是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末。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这个阶段的提法，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当中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计划经济体制是占主导地位的，在计划经济体制里面引入市场调节。很显然，体制中的主体仍然是计划，辅助的东西才是市场。比如工业企业产出的60%以上交给国家，按照计划定价进行调拨；剩下的30-40%才放到市场进行销售。这就出现了价格的双轨制，一个是计划价非常低，另一个是市场价非常高。由此发生的一个现象就是，大家都有积极性做市场，而对完成计划任务没有什么积极性。于是就产生了另外一个现象，即一些有权的人会想办法把计划指标在市场上倒卖获取高额利润，这也就是所谓的“倒爷”。计划与市场的摩擦在这种经济体制中是必然的，1988年后摩擦达到顶峰，引起了广泛的通货膨胀。

　　第二个阶段从1992年开始，一直延续到中国加入WTO之前。在各个时期中我国对经济体制进行了以市场取向的大幅度改革。早在1987年 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就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所谓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是说主体已经是商品经济了，但这个商品经济是有计划的。这种有计划，并不意味着它是计划经济，因而这种提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应该说，改革从此进入了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计划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样一种经济体制。实际上，这种经济体制其实就是政府放开大部分计划控制的部分，但是在重要领域当中，中央计划还占据主导性的位置。不过，从总体上看，绝大部分的生产销售活动已经全部放开了，其本体已经是市场经济了。在这一阶段中所发生的重大的变革，最主要的是国有企业改革，同时随着外资的大量进入和竞争，大量的地方国有企业、集体经济被改制为民营企业。因为市场经济作为本体，商品经济代替了计划经济，国有企业、集体经济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所以这一时期最大的变化是微观基础的变革。

　　第三个阶段，就是在中国加入WTO后到现在这段时间，我国对经济体制改革有了新的提法，即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据邓小平的理论，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市场经济也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这一段时期中有了巨大的前进。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坚持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其实就是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这是当时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到十九大，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这个细微的表述上又做了两次微调。一次微调就是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改成了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另一次微调，就是改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现在把这个市场和政府用逗号分开，意味着市场做市场该做的，政府做政府该做的。十九大之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仍然是市场取向，而且是非常彻底的，既要纠正市场取向改革过度的地方，又要推进市场取向改革不足的地方。为什么？大家可以看到，去年中共中央下了两个文件，第一个文件是关于保护企业和个人财产权的，第二个文件是关于保护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这都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核心和灵魂。同时，今年在宪法修正案中，提出了给地方政府赋予一定的立法权。认真研究中国经济的人应该可以看得出来，这都是中国经济竞争的基础。首先，没有企业家，市场怎么能够运行呢？没有企业家，这个国家的财富怎么会能大量地创造呢？其次，对于财产权的保护，如甄别和纠正一些冤假错案，是中央近期正在做的一些事情，它给予人发展的信念，这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最后，中国经济的发展长期以来都是靠地方政府竞争。过去，地方政府的权力在法律上并没有非常明确的界定，因此宪法修正案对于地方政府给予了很多的立法权，这是一个竞争取向的重要信号。所以我觉得，十九大之后，我国市场改革取向的方向仍然是坚定不移的，而且比过去更加强调竞争对资源配置的效率，这就是高质量竞争。

　　改革阶段划分的视角之二，就是从政府和市场的改革方法来考虑中国改革的阶段。

　　在这种考虑下，第一个阶段就是政府造市场，或者说叫政府放开市场。因为以前是没有市场的，是政府放开之后才逐步形成了市场。这是1978年之后逐步放开到八十年代末的情况。然而放开之后出现了混乱，因为市场的主体、机制、门类、市场调节的功能都不具备，所以这个时候就发生了混乱，比如1988年、1992年出现的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市场秩序的混乱。第二个阶段，就是市场冲击政府。在这个阶段中，市场调节发生的混乱，实际上也是市场形成过程中的必然产物。过去权力的变现没有市场，现在有了，而且是不规范的混乱市场，这就容易发生腐败。第三个阶段，政府矫正市场。就是政府制定规则，规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市场取向改革过度的地方，把它收回来；市场取向改革不足的地方，就进一步推进改革。第四阶段，政府调节市场。此时市场已经形成了，政府开始调节。最后一个阶段，其实我们还没有彻底完成，但是现在正在不断地往前推，就是通过市场来造市场，市场活动泛化内生地起到了深化市场的作用。

　　改革阶段划分的视角之三，可以按照经济学套利理论来划分。

　　第一个阶段是城乡套利阶段。表现为农村的劳动力和生产要素往城市流动。尤其是乡镇工业的不断发展，农村社队企业变成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变成中小企业，不断进军原来被城市计划经济控制的领域，从而打开了市场经济的大门，冲破了计划经济的禁锢。农村的要素往城市流动是从中国改革开放中最伟大的事件，以江苏广东浙江大量的乡镇企业进入到城市工业为标志。

　　第二个阶段，就是国内外市场套利阶段。表现为1988年中国加入经济大循环、1992年中国进行主动开放以及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个过程当中，中国经济利用国内外两种生产要素，两种资源，发展出口导向的经济，贸易的爆炸性增长赋予了中国经济增长巨大的动能。进出口贸易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最高曾经达到三分之二。我们现在仍然在进行的这个模式，已经遇到逆全球化趋势的巨大挑战，可能需要更新为基于内需的新的经济全球化模式。但是它的基本特征是国内外市场套利。

　　第三个阶段，实际上已经跨越到要素套利的特征。要从过去利用低价格的生产要素来获取世界竞争力的发展格局，转向利用高级生产要素进行创新驱动的发展格局。这种要素套利才刚刚开始，还远没有完成。如果这个套利过程没法完成，那么中国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为要素价格都在上升，这就很容易导致单位产品生产成本的上升，表现为产业的竞争力在下降。如果生产成本的上升，不能被生产率上升、技术进步消化掉，就会导致竞争力削弱。过去为什么中国的产品可以在世界上所向披靡，攻城略地，取得巨大的成就，就是因为有所谓的“中国价格”，极大地降低了国外生产商采购成本。为什么会有这种中国价格，其实就是中国的要素竞争力强。中国的生产要素成本现在正在逐渐上升，我们的竞争力也在下降，而竞争对手的竞争力正在往上赶，无论是中南美国家，还是印度越南马来西亚，都正在往前赶。所以，如果你的要素价格在上涨过程中，没法通过技术进步来抵消的话，那么意味着你的产业国际竞争将毫无竞争力可言。最终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经济增速下降，生产力下降，整个国家经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所以这当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国际上可以用一个指标来进行对比，即一个国家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中高等收入的过程中，如果没有伴随研发投入、人均专利拥有量的迅速提高，一般来说，这个国家就会进入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国家现在正在面对着这样一个套利阶段的转换，这是跨入到现代化国家的一个门槛。

　　2、对“改革开放精神”内涵的提炼思考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精神的提炼，可以归纳的方向和途径很多，不同途径和方向的归纳，都会有不同的观点。我主要联系中国共产党人的做事原则简单明了地概括说三点。

　　第一点，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挥民间、市场、企业家、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调动全体中国人民投身发展的积极性和创新创业的热情。实际上就是把计划经济下，由少数人推动的发展积极性，变成整个社会的自觉的积极性。这个就叫走群众路线，使全社会的生产性努力不断增加，分配性努力不断降低，把发展与民众个人的努力结合起来，大家都来投身发展，从而使得中国经济的效率不断上升。

　　第二点，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解决发展当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改革显然是艰难的、有波折的，但是在改革过程中遇到了困难，全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坚持的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这样一种精神和态度。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精神和态度，才有了前面所讲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前进。

　　第三点，就是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否定自己，纠正改革开放的偏差，不断地给自己加压。这实际上就是在不断的否定自己的过程中前进，在给自己不断加压的过程中前进。我觉得在广东江苏浙江这些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都有这样一种不断给自己加压然后奋勇前进的精神。

　　3、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新思路新局面新思考

　　未来的改革，坚持的仍然是市场取向的改革。我觉得未来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在于，过去我们一直侧重于纵向治理体系改革，现在需要高度重视横向治理体系改革。

　　横向的协调体系，在中国并没有真正形成。过去改革的放权让利，都是沿着中央给下属部门放权，沿着中央部门给地方部门放权，一个是条条放权，一个是块块放权。条条放权就是表现在中央各个部门向底下放权，一直放权到基层政府。块块放权就是中央给地方放权，一直延伸到基层政权。这些改革都是必须的，但是缺陷是没有真正延伸到社会主体和民间，没有彻底激活民间市场和个人。下一步进行的改革，仍然要坚持过去的一些正确做法，这就是在坚持这两种改革的同时，要增加横向放权。所谓增加横向放权，就是横向治理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就是把大量的社会权利分散到市场、企业、企业家、家庭、个人这些主体上去。比如说企业行业协会功能要增加，企业家功能要增加，个人决策功能要增加，从而给企业真正的放权，增加个人的权责利对等性。因此未来改革的方向，其实就是要坚持以横向放权为主的市场改革方向。与此同时，政府应该从过去的盈利性部门中退出，专职社会发展、民生发展，尤其是民生发展应成为政府的主要责任。

　　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光是对物质的需求，还有对社会就业、医疗教育、安全、环境等一系列方面的需求。这些方面其实绝大部分都是社会发展和民生发展问题。这就意味着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机制，应主要在经济领域当中发生作用，而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其实是应该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当中发挥更好的作用，就是要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收入水平、更好的教育、更安全的社会、更美好的环境等。只有在这一系列领域当中变成强政府，跟经济领域当中的强市场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所谓市场、政府双强的格局，这应该成为中国未来改革的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