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是20世纪后期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生前高度关注中国的转型经济发展，其思想洞见体现在著名的诺斯之问。他提出，怎样才能从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传统制度平稳过渡到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好制度？在什么条件下，改革才能从非理性状态转向理性状态？回望改革开放40年的来时路，对照诺斯之问，我们要思考的是，中国改革开放贡献了哪些独特的中国经验和智慧？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如何互动？如何看待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的异同？为什么现代经济学公认的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在其他国家鲜有成功的范例，唯独在中国取得历史性成功？回答好这些问题，是对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式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的最好纪念，也为把全方位改革开放不断引向深入注入新的不竭动力。

　　01对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略的坚持，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

　　诺斯的早期贡献，在于对经济史和经济制度变迁研究方法论的创新，中国40年改革开放提供了很好的范式。通过稳步的渐进式改革开放，我们实现了从传统的低效率体制平稳过渡到现代“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好体制”，避免了拉美国家、东亚国家“糟糕的失序”和类似俄罗斯激进式、休克式自由化改革的“糟糕的衰退”。“中国模式”、“中国奇迹”取得成功的根本保障在于我们始终坚持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不动摇，坚持基本的社会制度不动摇。长期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党的核心领导是改革开放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凝聚全党和人民智慧，通过制定“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和“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改革开放进程中始终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始终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使改革开放成为时代的强音，改革开放始终终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进程并非坦途，无论国内外形势如何风云变幻，始终结合不断变化的形势，我们党始终直面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这就是必须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系统回答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义。党的领导始终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从而避免类似东亚、拉美国家市场化转型中出现的因制度结构与经济发展阶段不匹配、转型国家领导力断层、现代制度建设真空无序状态。从而在从传统社会向市场化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避免陷入颠覆性的“糟糕体制”，避免了新旧制度接轨中的剧烈摩擦，也有效避免了经济上的混乱和政治上的失序。

　　制度经济学和比较研究学文献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体制嬗变与演进不能脱离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今天的中国经济，经济体制上脱胎于传统的计划经济，并通过不断的改造深化演变而来。40年前，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 “一大二公”、“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纯而又纯”的僵硬计划体制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埋下了“危机倒逼型”改革开放的契机。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清醒反思过去三十年的探索在体制、制度和政策方面的失误，冷静地睁眼看世界，1978年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傅高义认为，邓小平15岁去法国和莫斯科旅欧的5年，不仅对他革命思想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也使他比其他同代领导人更具有了解世界发展大势的开放胸怀和洞察力。所以，无论是1978年的改革被唤醒，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面对苏东巨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挑战，决策者排除干扰和阻力，启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把握和平衡制度变迁的最佳时机，都有一个相机抉择的问题，在正确的时机发出正确的改革信号，从而推动引领新的思想解放，推动改革不断深化，有效激发了全社会的创造力和发展活力。

　　02坚持解放思想和渐进式改革的辩证统一，避免颠覆性错误

　　实践证明，这场伟大的变革从40年前的启动，到不断向纵深推进，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经历复杂的国际国内风云变幻的考验，经过长时间酝酿、准备，付出了巨大代价和艰辛探索之后的取得的。今天看来，这场改革最成功的经验就是始终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为目标，不断改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的部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推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适应，推进经济社会不断进步。在这一过程中，渐进式改革有效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渐进式开放和制度深化将一个半封闭国家融入了全球化进程，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和推动者。

　　不久前，与周其仁先生共话中国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真理是朴素的。什么是改革，他认为前40年的改革就是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老一代人万里称之为“事后承认主义”。40年间，“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经常左右互搏，直到今天，有些领域依然很难完全厘清边界，摩擦和冲突不断，政府职能的转变仍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邓小平的哲学是鼓励“大胆试”，地方承认，上面默许，逐步被消化吸收为中央政策，最后得到立法承认。40年改革开放历经坎坷，但始终得以向前推进并取得卓著成就，贯穿其间最根本的政治保障还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制度创新和突破，一切都谈不上。邓小平认识到要实现国富民强，要推进现代化，必须充分发挥每一个社会成员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创造性。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才产生了中国式原始朴素的产权界定观，从而开启了中国经济增长之路。他积极调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为经营者提供合法承认和保护。据杜润生回忆，早在60年代，邓小平就谈到，“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就是生产力标准，也正是“这样一种态度”，改革得以突破僵硬的制度羁绊，披荆斩棘，一路向前，避免了很多无休止的争论、折腾和回头路，有效降低制度成本，并最终取得历史性成就。

　　03始终保持体制可改革的弹性、韧性和“时效度”的灵活性

　　改革是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中向螺旋式向前的。40年的中国实践证明，在一些关键的阶段和时点上，一个充满弹性的、开放的、可改革的体制往往表现出巨大的韧性和灵活的优势。40年间，我们的一个重要经验在于，改革开放始终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从而保证了各项改革的协同推进、保证改革步骤稳步协同、保证边际效果的安全可控，并最终取得成功。而大多数转型国家遭遇的挫折和教训在于，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没有正确的政治保障，开放的路径、关键领域改革的时机失当，在全球化大潮中盲目的、无保留的、跟随式开放触发了危机引信。特别是在经济、金融等宏观经济的基础设施还不完善，法治体系不健全、条件不成熟时仓促开放金融市场，埋下了极大的风险隐患。俄罗斯式的激进型改革极易造成新旧制度对接上的真空，经济和社会治理危机不断。

　　所以，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把握改革的时机就变得非常重要。如果把中国过去40年的成功转型放在“东亚模式”、“拉美模式”巨大反差的背景中讨论和比较，你不得不佩服“中国奇迹”背后的“东方智慧”和改革者对“时、效、度”的成功把控，也就更容易清楚地理解推进制度化改革时机的重要性，这些是超乎诺斯之问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中国在1979年启动农村改革的同时，邓小平一锤定音，批准了在南方边陲举办经济特区，在远离北京政治中心的一个渔港小镇，向世界开了扇窗户。经过40年的发展，曾经的边陲小镇让世界瞩目，已成为中国最领先的现代化国际化都市。深圳发展速度和质量创造了经济特区的奇迹，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奇迹。改革开放释放的巨大活力，这让我们想起一句著名的话“THE OPEN DOOR WILL NEVER BE CLOSED"。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从早期的“摸着石头过河”，以特区模式启动了渐进式开放，到今天的全面开放，我们从全球化的跟随者、参与者、受益者，到重要的贡献者、建设者和推动者。重大历史时期的关键性改革和开放策略，对“时、效、度”的把握，都是在坚持基本制度条件下有计划有步骤推进的。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所发挥的作用与东亚模式中政府发挥的作用不同，与俄罗斯等国家激进的完全自由化改革更是不同。休克疗法几乎是一夜间摧毁了传统体系所赖以维系的经济、社会、法治和伦理基础，与此同时，既没有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新制度，经济社会的治理平衡被彻底打破，极易引发严重的经济衰退和社会政治动荡。中国式的渐进改革开放，尽可能维持了传统社会体系的凝聚力、法治的有效性、社会经济体系的关联性和稳定性，从而维持了有效的社会治理，确保改革开放在每个阶段的蹄疾步稳。

　　世界各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启示我们，转型经济体的市场化存在两种路径，好的路径是市场的力量能够冲破现有权力结构和体制的羁绊，使得市场化本身能够在不断深化中得以解放生产力，改善生产关系，且有利于实现社会的公正和效率；另一条路径是“糟糕的路径”，那是不成功的，市场化改革陷入利益相关方的复杂权力互搏，权力和社会关系的资本化、裙带化犬牙交错，恶化和扭曲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恶化社会收入分配，助长寻租和腐败。被权力和社会关系所俘获的市场化是危险的，避免“拉美化”式的改革陷阱，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始终是改革者所面临的挑战。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历史性地奠定了党的一个重要思想路线就是改革开放。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的实践是道格拉斯.诺斯之问的成功范本。40年的不懈探索，我们从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传统体制平稳过渡到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好制度，有效避免了改革陷入非理性状态。中国过去40年的成功改革无疑交出了一份高分答卷，但是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改革开放还只是在半途，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行百里者半九十。经过几十年的艰辛探索，我们目前仍然还不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无论是在产权的重新界定、法治体系的再完善、企业家价值和激励、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国有企业的改革，还是政府自身改革及国家权力的约束与规范方面，我们都有许多未尽的课题和挑战。应该说，这也是渐进式改革策略的必然结果。很多艰巨的制度性改革的难题留给了后人，这考量改革者“啃硬骨头”的勇气和担当，需要新的思想解放的春风来推动，当然也需要新一轮“超预期”改革来探路。只有在关键领域和环节的改革取得新突破，才能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中国历史上，成功的改革少，成功的革命多。40年的宝贵经验说明，改革虽然没有革命那样波澜壮阔，但对于人民的福祉、社会的发展、文明的延续，改革给民族和国家带来的正面积极影响，都远超过那些成功的革命。对照诺斯之问，认真回顾40年的成败得失，深刻剖析当前的挑战，才能从容设计未来改革的路线图、关键点和突破口，稳步推进改革大业向纵深发展，续写新的面向未来40年的精彩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