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获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发展成就。其成功经验，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改革开放。改革，就是将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放，就是积极融入全球化，在扩大开放中实现发展。

　　对外开放之初，理论界还是有不少疑虑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现有的国际经济规则和秩序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因此，在资本主义强国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经济体系下，中国能不能从对外开放中获益，理论界和实际部门都是存在疑虑的。实践总是走在理论前面。我们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地域开放，从举办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沿江开放，从沿边开放、内陆开放到全国开放；产业开放，我们充分发挥比较优势，顺应要素跨国自由流动为本质特征的全球化，大力引进外资，充分利用丰富的低端要素优势，从产业低端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把人口负担化为“人口红利”，并且成功地对接国际高端产业，把引进先进技术与自主创新结合起来，短短几十年就使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并且在高铁、新能源、高端装备等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中国的开放，一直受“低端锁定”“只赚数字不赚钱”“比较优势陷阱”“污染天堂”“妨碍自主创新”“民族经济受损”等质疑。理论界一直有这样的观点：我们融入的是低端产业、低端产业链，被低端锁定了，利润都被跨国公司赚去了。我们虽然是贸易顺差，但是外汇储备很大部分买了美国国债，流向美国去了，留下的是污染和血汗工资。不能说这些质疑没有道理，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这些问题。但是，算账要算大账。我们不能只看贸易投资的直接利益。我认为，以附加价值来衡量我们的开放利益，以价值链的地位来衡量中国的开放水平，存在严重的缺陷，大大低估了中国对外开放对中国发展进步的作用。对外开放的最大利益是开放的间接利益。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和思想观念解放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理论界、实际部门对这方面开放利益的研究是很不够的。比如，对外开放的扩大和国际先进要素的源源流入，促进了我国农村巨额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激发了闲置要素的潜在生产力，优化了资源配置，带来了先进的市场经济观念和制度体系。开放带动了基础设施和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了新产业的兴起，带动了城市化进程。总之，对外开放对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和开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积极作用，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

　　目前，中国的对外开放发生了历史性转折，其显著特征是，中国正在从全球化的参与者，变为全球化的推动者。

　　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达30%以上，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我们是个大国经济，而且我们又是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体，中国这样一个发展成就，给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有极大的示范效应。十九大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的发展对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成功发展的世界性贡献之一，就是提供了示范和榜样。我们作为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大国，应该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发展模式的自信。中国给其他发展中国家既能够融入全球化，又能保持自身独立自主的发展以及模式提供了可能的选择。

　　中国成了全球化的推动者，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反而成为全球化的反对者。这证明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的治理体系出现了问题，所以中国第二个方面的贡献，就是促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完善。现在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具有两重性，一是具有适应社会大生产和全球化发展的要求，维护全球经济秩序的积极作用，但是不适应的地方也很多，比如不适应全球经济格局调整的变化，代表性不足，不能适应全球价值链分工对贸易和投资壁垒消除的需求，不适应全球包容性发展的要求。我们原来都讲，全球化实质上是跨国公司的全球化，这些规则确实是由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的，维护的是垄断资本和跨国公司的利益，未能充分供给全球的发展所需要的公共产品，导致全球化发展利益分配失衡，发达国家的劳动者也未能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亚投行、金砖国家峰会、亚信峰会等等，都是为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作贡献。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对现有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了先进理念、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开放经济方向首席专家）